《文艺报》(1982―1984)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
初一 其它 11306字 613人浏览 贝羊羊2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中的思想渊源,其中就包括马、恩、列、斯等人的讲话、发言和相关阐释。这充分体现出此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从现有资料来看,有关人物形象塑造的探讨要早于新人形象的探讨,这是符合相关问题阐释的普遍逻辑的。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文艺要塑造新人形象”的具体要求。他的讲话澄清了在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发展了恩格斯提出的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光辉思想,从而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重大的驱动作用。在我们看来,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应是文学创作核心问题之一,小说之所以能够多角度、全方位地刻画人物,依靠的就是各种艺术手段,从各个角度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对话描写、行为描写与环境描写,借助这些就既能抓住人物本身外在形态,也能细致呈现出人物自身心理和思想感情等内在活动,还可以完整地展现人物与环境互相作用的纹理脉络,进而达到塑造人物形象最终目标。

在经过“文革”洗礼后,面对新时期的现实,许多作家与文艺工作者还没有及时从“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完全抽身,某些观念并没有因为时间上的“快刀斩乱麻”而断然决裂,毕竟心理、心态上的转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伴随文学重新回到“人”的自身位置,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也就成为亟须重点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人物形象塑造直接关系某种创作思潮及主题表现,更是在新形势下彰显“人”的主体精神的对应动作。今天来看,此问题也是《文艺报》在新时期文学展开伊始努力彰显文学批评媒介意识形态建构角色的起点,从报纸新闻编辑的新闻选择架构角度来看,也是“将此种新闻选择任务‘惯例化’,以将它们置于可操控的范围之内”的一种体现。再有,此问题也是源自《文艺报》机构内部,因为报道议题选择实际上受到组织需求的影响。正如贺敬之所说:“从理论上讲,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大转变时期。要用鲜明的艺术形象对它做出典型概括,从而正确地、深刻地反映新时代的真实面貌,就必须在不回避和掩盖阴暗面的同时,重视积极的、前进的、光明的新事物,充分看到它的存在、发展和壮大,在斗争中反映出光明必定战胜黑暗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我们时代的光明和前进力量的代表者们的形象,就当然成为正确反映新时代的关键性的一环。”∞当时社会语境下,社会主义文艺不断走向复兴和繁荣,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析和不断扫清思想理论混乱、正本清源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种困惑、疑虑、误解以及模糊错误的观念,主要涉及的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若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辨析和澄清,就会影响到新时期文学创作繁荣。事实上,“社会主义新人”在新时期的提出,始于邓小平1979年在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本身提出新时期“中心任务”,确定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落实到文艺上就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实践“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时代与人民的需要,更是符合社会发展和文艺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是继承和发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经典思想的集中体现,更是从过去“塑造英雄形象”过渡到描写“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新境界的崭新开启。

我们对《文艺报》与新时期文学批评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主要还是基于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在当下已经取得相关成果基础上的深度考量。伴随新鲜史料的挖掘与提炼,有关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整体面貌日渐清晰,但是种种因素阻碍了史料挖掘的穷尽性,这源自当代文学史料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动态性。那些“活”的资料的深度挖掘乃是文献整理研究进程中的难点,但却也是保持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延续下去的关键节点。只有突破单一渠道来源的局限,才有可能更为全景地呈现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面孔与角色姿态。借助尼克? 斯蒂文森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探究媒介在文化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地位,媒介在意识形态、结构等层面的作用和角色,从而全景地还原《文艺报》在新时期文学批评进程中的媒介建构角色。在尼克? 斯蒂文森看来,

种种表征“一方面涉及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是指导我们进行研究梳理的路径参照之一。

一、介入与建构:长篇小说与新人形象“塑型”作为开端

从现有材料来看,《文艺报》集中关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编辑行为和文章刊发,较为频繁地体现在1982年,先前自1978年恢复办刊以来,虽有零星文章提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但没有在1982年这个时间段有舆论影响力度。我们看到在张韧和肖德的《行进在四化建设道路上的新人形象》一文中,作者就提到:

1981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与往年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写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品不断涌现,新人形象在创作中越来越占有显著的地位。可以说,在文学的画廊上,为四化献身的新人形象,已经联袂结伴地出现。作家把握新人特征的准确性,塑造新人形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都比前几年有了新的进展。新时期的文学,首先摆脱了“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的羁绊,回到了生活的大地上,恢复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新人形象焕发了生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开拓者》的问世,标志着为实现四化建设顽强斗争的新人形象已经在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人到中年》以其陆文婷形象的典型性和提出问题的尖锐性,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的另一种特点:从描写披荆斩棘、力挽狂澜的领导者和开拓者的形象,发展到注意刻画像陆文婷那样的从平凡中见不平凡的普通劳动者中的新人。

在作者看来,如此众多崭新人物大量涌现,已经形成1981年不同于往年的小说创作显著特色。作者这里实际上挑起和探讨的话题就是“如何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并且在研究和观察中总结已出现的新人形象特点,即包括“表现了人物性格的鲜明的时代特点”“正视现实,敢于揭露矛盾,从尖锐复杂的生活冲突中磨炼人物的性格”“注意探索人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高尚的伦理道德,从家庭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中揭示心灵美和道德美”等。与此同时,作者还提出警醒性的呼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是我们创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们不但要探索一些佳作的经验,而且应当从创作中的问题吸取教训。公式化、雷同化是我们当前创作中亟待克服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我们还不能说‘根本任务’论及‘三突出’的影响已经彻底清除;另一方面,也不能束缚在所谓‘真实’生活的表面之上而使新人形象失掉理想的光彩。目前某些小说热衷于反映新事新气象,但人物形象流于表象,失之肤浅。”从文章舆论激发和探讨强度来看,此文阶段性总结意味比较浓郁,点明某些作品中虽然注重人和事的描写,但是未能从生活泥土深处开掘人物,从而造成典型化不足,缺乏时代理想的光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车蓬宽和解净等新人形象,其本身之所以产生较大艺术感染力,就是因为作者在艺术形象锻造中加入自己生活激情和革命理想。作者在文章最后鲜明点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固然需要理想主义精神;革命现实主义和典型化的原则,同样不能离开作家的革命理想。”此时期,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以《沉重的翅膀》为代表的反映工业战线四化建设的小说。这也是有关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领域深入开展创建的一个突破口,《文艺报》此时特别编发陈骏涛的《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并在配发“编者按”中提到: 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在《十月》一九八一年第四、五期发表以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重视。最近,作者对全书又做了较多修改,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现在,本刊将讨论这部小说的座谈会的报道和陈骏涛同志的评论文章发表于后,供大家参考。

在陈骏涛看来:“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在一九八一年第四、五期《十月》连载后,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它。我并不认为《翅膀》是一部完美无疵的小说,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一部反映四化建设的,有才气、有特色的作品,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在作者看来,《沉重的翅膀》无论是在表现主题,还是反映生活面的广阔,以及描写人物的众多、艺术的独特追求上都是此时期比较突出的。特别提到《沉重的翅膀》是长篇小说反映四化建设的第一部!陈骏涛认为,党中央号召作家要努力表现四化建设的题

材,塑造四化建设创业者的形象,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推动四化建设事业前进。张洁以一个革命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地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试图描绘出四化建设的宏大主题,此种热情和努力,是首先应予以肯定的。

陈骏涛在此文中客观地给予《沉重的翅膀》以文学史意义上的评价和肯定,同时也认为:“《翅膀》的总的思想倾向是积极的,健康的;当然,它也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有一些描写和议论,是缺乏分寸感,不够严肃和准确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主观随意性”“小说把反改革的力量描写得过于强大,以至整部小说给人一种重压感”等等。在他看来:“《翅膀》描写了改革反改革的斗争,但并没有热衷于枯燥的斗争过程的描写,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通过人物描写,来体现作品的思想。„„张洁同志是一个擅长于描写人物,特别是擅长于描写人物内心深处的感情的细微变化的作家,在这部长篇里,也发挥了她的所长,以一个女性作者的独到的体察,探幽烛微,深入于人物内心的深处,细致地表现了人物感情的波澜,这就使她笔下的十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而不是在某种概念的单纯的传声筒。”此文中作者还提出《翅膀》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议论带进了小说,形成了小说的一种思辨性和哲理性的色彩。在文章结尾,作者说道:“在小说中,我们的确时时、处处看到一个作者自我的形象,这个形象既是昨日的张洁,又是今日的张洁。作为一个读者,我衷心希望作者在今日的创作中坚持和发展那些符合艺术规律的、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和成功的东西,也希望作者能虚心地听取读者的意见,不断修正那些不符合艺术规律的、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和不成功的东西,使自己的作品益臻完善,使自己的艺术益臻成熟。”我们从上述相关论述中,能够发现此时期有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本身带有强烈方向指引意味,这也就决定探讨某个问题领域及层次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方法与策略。而实际上《文艺报》此时期召开座谈会讨论《沉重的翅膀》就是针对作品“评价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反应”。这在《本刊召开座谈会讨论(沉重的翅膀)》的报道中得以充分的体现,我们看到:“到会的同志们认为,《沉重的翅膀》是反映四化建设中矛盾斗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应该受到重视。这部作品反映了新时期工业经济改革的某些重大矛盾,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面,从政治、经济、思想到伦理、道德,都作了具体的描写。作者热情地塑造了四化创业者――副部长郑子云、厂长陈咏明、班组长杨小东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各具鲜明的个性,有着典型的社会意义。这种热情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应该受到称赞。”但同时也指出其中不足之处,即“但是在塑造领导干部田守诚、孔祥等人物形象时,由于作者对他们思想作风上的某些缺点,缺乏冷静的解剖,因此有些漫画化,不够准确。同时,作者把改革的阻力写得过于强大,使人有一种重压感。有的同志认为,把改革者写得都没有好结果,这不完全符合生活实际。”。参与座谈会的代表们一致认为,该作品与作者过去写的伦理道德、心理感情的一些短篇作品来比较,在题材、主题、人物等方面是有较为明显的开拓和深化,但仍旧保留作者自身比较细腻婉约的艺术风格,这是作者本身在创作上一个重大发展。此外有同志认为此部作品在艺术上较为粗糙,结构还不够严谨;作者经常直接抒发自己强烈的爱憎,使作品有浓厚的论辩色彩,但主观随意性太强,有的议论是多余的,削弱了作品的艺术力量。大家建议作者做进一步的加工和修改,并相信作者能够改好这部作品。

二、怎样做?―“方法论”性质文献的示范与引导

《文艺报》刊发的署名“王先霈、陈湘生”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关键在于发现》则是探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又一篇典型文献。今天来看此篇文献,其对阶段性讨论和如何具体操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因为在多数人看来,如果一味地抱怨和指责多数作品的缺点和错误,是不能真正对具体创作实际产生强大指引力的,因此那些带有“方法论”意味的阶段性总结和指导文章,就成为适时推动相关讨论深入开展的重要依托。该文作者开篇点明初衷,“时代呼唤文学描绘社会主义新人。怎样才能成功地塑造出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呢?

按照理论原则去设计和制造吗?不行。从生活中直接搬取吗?也不行。塑造新人形象,关键在于发现。只有当作家以历史的巨眼、以艺术的慧眼从生活得到独特的发现,一个新颖的有艺术生命力的新人形象才有可能受胎、孕育和诞生”。作者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有一些作品中新人形象为什么僵直而缺乏韵致?是因为作者自己在生活中没有发现新人,只能人云亦云地按照社会科学概念和规范去填充若干事迹材料。而在另一些作品中“新人”的思想和情调为什么使人想起西方时髦青年的性格?因为作者用模仿与抄袭代替所谓的“发现”和“创造”。今天来看,此文把握住了整个问题的要害,对一些创作中存在的缺陷与难解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与分析,其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作家的“呼唤”意味明显,尤其是对“塑造一切艺术形象都需要发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需要发现”的强调,基本上涵盖此时期相关范畴的梳理,它对新时期以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讨论深入,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尤其是作者在文章中为如何开展深入的创作提出了具体的参考路径,这就包括“需要从头积累艺术经验,古人的经验是不够用了”“一方面要克服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有害影响,另一方面又要清除‘左’倾思想的羁绊”。需要说明的是,适时将有关“历史风云人物塑造”的资料和信息及时编发出来,以备更多地让作者创作时参考,也是《文艺报》此时期主要做法之一。又如在《历史风云人物塑造断想》一文中,作者结合舞台和银幕上一系列经典人物形象,针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情况实际,提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参照系。在该文中,作者从“真人真事与典型化”“真实的人与救世主”“真善美与猎奇”三个主要角度来开展相关分析与讨论,并且在文末指出此种参照的重要意义,那就是“我们要求作品的标准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是真、善、美的结晶。那种假、恶、丑的东西,文艺创作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广大观众是不欢迎的”。我们看到,“讨论会”栏目又开始出现在此时期《文艺报》上,这是一个信号,预示一个开展相关创作研讨与争鸣潮流即将来到。正如《关于(深入生活琐谈)的琐谈》一文末尾的意蕴深刻的话语一样,“我们应该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革命的作家艺术家,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劳动人民保持血肉的联系;勤奋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社会,学习文艺创作;在广泛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永远不要放下手中的笔,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象工农群众一样,用诚实的劳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我们从中能够细致体味到《文艺报》的“良苦用心”。 魏易的《坚持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正是此时期来自主流官方意识形态所期许的心声的表露和传达。文章开头就具有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大气之感,作者说道:“我们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文艺工作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出现了兴旺的景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和人民大众的需要、和时代的需要相比,显然还有距离。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我们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法,总的说来,还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群众对文艺的要求。”作者在此处的希望和呼吁,与进入新时期以来大多数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想法是一致的。其实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再次强调与突出,这在作者看来是今天文艺战线唯一正确的行动纲领。作者还说道:“在毛泽东同志‘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号召下,经过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使我国的革命文艺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产生了许多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他们展示了新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开创了刚健清新的一代文风;不仅对当时的革命的群众斗争起了积极的鼓舞作用,并且对全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本文最大的作用恰恰在于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讨论营造较为正统的理论依据与现实需求的实际反映,这也是构建此种舆论基调的最佳选择。其用意在于提醒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应该时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使命,其中结合当时主要指涉对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来看是有着明确指向的,就是需要作家们继续秉持优秀传统,不断塑造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此种思想主基调在随后的《文艺报》上,似乎能够找到它继续涌动的

身影。我们看到在《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记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中再次重申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性和现实指导意义。这在文章中主要是以“正确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文艺应当成为用共产主义思想引导人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双百’方针要求通过斗争和竞赛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等角度来展开分析与说明的。

同样,在王愚的《广阔的生活视野――近年来文学创作题材的开拓》中,作者认为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五年,文艺园地出现了五彩斑斓、百卉争艳的繁荣景象。短篇小说的丰收,中篇小说的崛起,长篇小说的兴盛,是过去罕见的。像题材范围的开拓,不仅十年内乱时期不可能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也无可比拟。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长久企盼的文学和广阔的时代生活交融,真正变成了现实。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开始做到恩格斯百年前预示的,介绍“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广大的读者们已经摆脱无可选择的狭窄范围,置身于广袤的生活海洋中。从当代文学发展看,这个方面确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此文在此时期《文艺报》上发表,其主要用意正如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及的,还是从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实际出发,广泛呼吁和鼓动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们积极投身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不断拓展和开拓题材的火热活动中。这也是在进行“新人”形象塑造历史进程中,如何在与题材相互兼顾的情境中展开分析和创作的“示范”与“模板”。

四、讨论走向深化:人物性格丰富性的塑型与构建

吴松亭此时的《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精确地提及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应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特点,凡是人物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大多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在作者看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丰富复杂性,决定了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性。因此,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总是将人物置于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矛盾与联系中去剖析和描写,具体描述那些历史对人物性格的制约和影响,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矛盾、关联、依存和思想渗透中去描写人物的性格、感情和命运。作者还结合具体作品指出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并非是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故弄玄虚,它是从时代历史的潮流中孕育出来的。人物性格之所以复杂,是时代使然,是社会历史使然。作者建议作家只有站在时代高度去感受和认识自己所要表现的生活素材,研究和分析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物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透彻了解各种人物运动的历史动机和社会意义以及他们在时代向前推进中所起的作用,才能真正地写出既真实可信又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来。

此时期辛冶的《一个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新人――评影片(天山行)中的郑志桐》一文认为郑志桐是“一个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新人形象。他对于千百万立志献身四化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创业者来说,是一种鼓舞;对于一批像李倩那样的青年来说,是一种鞭策、教育;对于田野、咪咪这样的沿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邪路滑下去的青年来说,则是一种有力的鞭笞!在向四化目标艰难前进的征途上,我们的文艺创作同样存在不足之处,即“《天山行》并非完美之作。它在表现我军不惜流血牺牲、艰苦奋斗、为人民谋幸福的同时,应该反映出,在人民获得的幸福中,也包含着每一个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我军指战员应有的一份。如果不这样看问题,那也是不够全面的”。傅活的《对生活真理的探索――尤凤伟和他的小说》则指出“他思想敏锐,社会责任感强,既善于及时发现生活中富有典型意义的矛盾冲突,长于讽刺和抨击;又善于发掘新人物的道德情操之美,给予热烈的歌颂和赞美”,同时也点出不足之处,“尤凤伟的作品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比如,他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多是尖锐的,但在艺术表现方面,尚嫌直露,深度不够。他有时由于偏重作品的构思与故事性,而忽略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目前他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还是参差不齐的。我们希望,他在不断探索的道路上,向成熟发展”。

宋遂良的《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读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人物塑造》一文开篇认为塑造

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心课题。艺术家的使命就是要创造伟大的典型。因为只有通过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性格命运和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反映现实,描绘历史,发挥文学的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学才叫作文学。作者简单梳理“开拓者形象”的群像塑造,并且认为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我们创作艺术水平的提高,总是有一个过程的,总是在前人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需要“积累”的。作者在文章中呼吁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在“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又迎来了大改革、大发展,我们有理由有信心期待着一个新的文学发展高潮的到来。 又如李兴叶的《近年来银幕形象塑造的得失》一文,继续将“银幕形象是电影艺术的灵魂,银幕形象塑造的成败决定着影片的艺术生命”作为探求问题的核心。作者点出银幕形象的诞生,反映出创作的突破与前进,标志着电影创作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此种突破与前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首先是这些银幕形象中的大多数,是从当代社会生活的矛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其次是这些银幕形象大都蕴含着强烈的思想力量,较之以前的银幕形象,又是一个显著特色;再有就是通过追求真实、朴素,努力深入形象的内心世界,着重刻画人物性格的特点,还表现在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处理上面,开始纠正“神化”和“鬼化”的不良倾向。该文章中提出的要写好正面人物,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把正面人物当作一个活生生的有感情有血肉的人来对待。我们必须在真实的社会生活、真实的矛盾基础上来进行典型化,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银幕形象画廊绵延、发展,才能创造出我国更加灿烂的社会主义的电影文化来。再有梁秉? 业摹蹲非笕宋镄愿竦姆岣恍浴? ―致友人的信之二》主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许多文艺作品(包括剧本)所表现出来的通病就是缺少真正有艺术生命的人物形象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吃了很多年的亏,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进行认真地解决了。刘建军的《文学表现人性的几个问题》开篇将问题点落在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人性”表现层面。在他看来,“文学必然要表现人性。考察近年来文学创作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作家们普遍地有兴趣于文学的人性内容,人的命运成为不少作品关注的核心,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感情色彩赋予作品以特有的魅力。但作家在表现人性上的努力,一方面使得新时期的文学在题材和形式上获得了广阔的天地,一方面却也出现了种种不能正确表现人性的弊端”。该文作者就集中出现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人的自然本能、把人性看作是一种超时代的、超阶级的普遍性、把人性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以及在观察人性问题上我们只能站在大多数人民一面,站在先进阶级的立场上等观点和问题层面展开深度分析阐释,为我们描绘出了此类文艺作品的共性品质。

五、全方位通报:对整体人物形象塑造的总结与分析

1983年的《文艺报》在关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问题上走进一个崭新的时期。从先前针对各个题材、各个阶层人物形象讨论,逐步进入到对整体人物形象塑造的总结和分析阶段。这是一个讨论进入成熟时期的典型标志,也是对一个时期以来的讨论和探究工作的全方位整合性质的“通报”。这在行人的《他们丢弃了女娲的“草绳子”――漫谈1982年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我们看到作者开篇谈到“文学是人学”,文学不写人则无所谓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也可以称为“造人学”。文学写人,作家就有点像神话传说中“造人”的女娲。如果说女娲造的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作家造的就是活跃于艺术中的人;女娲“造人”用的是沾满泥水的“草绳子”,而作家靠的是手中的笔。在此文的作者“行人”看来,人在作品中的地位不是被削弱和抹杀,就是人的形象远离于人间和生活之外,不真实、不可信,因而也不感人。文学和真正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了互不认识的路人。在作者眼中,我们的文学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终于逐步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沿着现实主义方向向前发展,并且在现实主义的坚实基础上吸收其他创作流派的优长,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内涵和新的风貌,从而丰富并且壮大文学的现实主义。此种内涵丰富、姿彩多样的现实主义又是植根于我

们民族的土壤里,是我们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近来公认的优秀短篇小说,在吸收外国文学优长的同时,并没有也不准备将西方等而下之的流行货色全盘照搬过来,即使是有益的东西也只是作为一种借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一方面丢弃了女娲的“草绳子”,吸收了外国文学塑造人物的特长,从而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剔除了“现代派”的糟粕,从而保持我们“黄土造人”的固有本色。塑造起来的人物形象也仍然是活动于中国土地上的“黄土”人,而绝不是心理素质与我们隔膜绝缘的“高鼻子”。可见作者是比较认同有节制地借鉴西方的现代派。今天来看这篇文章,其鲜明的立场和价值观是能够代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普遍倾向的。作者主张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精华角度来展开分析和借鉴,可以看出正是我们梳理的根本初衷。如果借助组织传播的象征性互动理论来参考,或许也能够理解此种做法的根本意蕴。在布鲁默的象征互动理论中,“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正确地理解“意义”是我们理解和实现象征性互动行为的关键。《文艺报》如此集中地跟进关键理论命题,其根本意义似乎就是以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能够接受的组织传播形式来营造意义互动的舆论氛围,并且将其中方向性或指向性的观点意向表现得特别清晰。当然此种“意义互动”也正是指向意义在组织互动中得到了最大化的效果显现。正如学者胡河宁所说的,“任何行动对象和行动中相关的各种象征所具有的意义,不仅决定于行动者个人的自我互动和自我指示,也是组织互动的产物。两者之间尽管在时空结构上有相对的分离和区别,但始终都是共时双向、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某一事物对于某人的意义,是某人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方式产生的。正是在这一互动方式中,界定了该事物对于行动者的意义”。

1984年第7期《文艺报》上的《努力再现四化建设沸腾生活,塑造勇于创新积极改革的人物形象》一文,作为“胡耀邦同志对文艺工作者的期望”刊发出来,在这篇新华社消息中,我们看到人民和党对电影工作者和全体文艺工作者寄予极大希望,希望同志们能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努力再现四化建设沸腾生活,塑造勇于创新、积极改革的社会主义先进人物形象,不断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新局面㈤。这是《文艺报》在此时期注重社会主义新人塑造问题的一个整体缩影,尽管在版面编排和文章刊发上较前一段时间来讲比较平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种线索的短路与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