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季羡林

（1911—2009），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季老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先生又是散文高手，另外尚有诸多的各类作品，总计上千万字。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人物简介：“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这是“感动中国”送给一位九旬老人的颁奖词，这位老人家是“国学大师”季羡林。

现年98岁的季羡林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季老为人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有人评价季羡林：“他就是大海，站在他面前远望看不到边，向下看不到底。”他用一生浓缩的品与格、学与证明，他乃当代圣贤。

朴实“提包者”

某年秋季，北大开学，燕园一片繁忙。一名新生守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道旁发愁，他应该去系里报到，但找不到地方。再说，带着这么多行李，也不方便寻找。正在这时，他看到迎面走来一位清清瘦瘦的老人，光着脑袋，上身穿一件半旧的中山装，领口露出洗得泛黄的白衬衣，足蹬一双黑布鞋，显得比他家乡的人还要乡气，眉目却很舒朗、清亮，老远就笑眯眯地望着他，似乎在问：你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吗？新生暗想：老人瞧着熟悉亲切，仿佛自家人一样，这年头儿谁有这份好脾气？莫不是——老校工？他壮着胆问了一句：“老师傅，您能帮我提点行李吗？我一人拿不动。”老人愉快地答应了。他先帮新生找到报到处，又帮他把行李送到宿舍，这才挥手作别。数天后，在全校迎新大会上，这名新生却傻了眼。他发现那天帮自己提行李的老人，此刻正坐在主席台上，原来他不是什么工友，正是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分析：有人评价季羡林，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落入无比浑身的黄土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

适用话题：朴实、境界、爱心、平凡与伟大

谢绝剑桥大学聘约

二战前，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向剑桥大学推荐季羡林任教，剑桥大学接受了他的推荐，向季羡林发出聘约。

季羡林接到剑桥大学聘约时，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需

—2— 要的资料，全世界只有欧洲最全，剑桥大学的藏书则更丰富，是做研究的理想地方。可是，一想到祖国正处在灾难中，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那简直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但是，如果回国，自己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他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先回国看看。

回国后，季羡林受到北大的优待，本已打消了去剑桥任教的念头，可是面对中国图书馆梵文典籍空空如也的现状，他又感到前途黯淡。剑桥大学丰富的藏书、优越的研究条件，令他向往不已。最后，他决心回济南老家看看，再作决定。

【1】最高学位

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天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2】心系家国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

极为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入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 还有大自然。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人云亦云。

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

【3】宽人严己

有一件事在三O 一医院引起轰动。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语，很激愤的样子。当他们来到季先生面前，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

一天，季先生突然把李玉洁老师叫到身边，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还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3— 见李玉洁老师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胡说八道，对人也有好处。就怕一边倒的意见，人就晕了。”

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

什么叫“大师”？作为“大师”，至少他必须是真心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还应执守大唐名相魏征的一句名言“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季先生都做到了。

【4】三辞桂冠

2006年，季羡林先生在95岁高龄时，郑重请辞三大桂冠，远离虚名。在《病榻杂记》中季羡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一辞“国学大师”——“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

季羡林等同于国学大师等同于文学大家等同于百科全书等同于世纪证人。

他却淡然，兀自抱定一条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所谓宠辱不惊。所谓桃李不言。所谓人淡如菊。

【5】存真求实

季老在其为自选集所做的序言《做真实的自己》一文就这样说道：“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季老说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4—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先生的处世原则，在一生对国学的探究中，季老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

能坦诚相见；唯有真实为事，方能有为当世；唯有真切处世，方能心阔坦荡。由“三真”所引伸出来的是

季老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6】真话良知

季羡林先生走了，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守护真话与良知的世纪老人。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

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

身。”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

已”。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

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

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

知。”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的20世

纪，走完自己的一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

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视的“国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

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7】十年留德路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在《留

德十年》一书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学习和生活经历。

初到德国，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梵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且流传至今

的是残缺不全的贝叶经，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于是，他投在

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一个，而且还是中国

人，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正正经经地上课。 最终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取回了真经。他精通世界

上极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吐火罗文、吐陀语以及梵文等。他关于印度语言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梵文学界的

瞩目。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完成两个学业准备回国的季羡林被阻在德

国。那个时期，他的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这十年

也成为他学术的春天。

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 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5年，二战结束，季羡林婉言谢绝恩师的一再挽留，回到祖国。

1946年回国后，季羡林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创办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

【8】牛棚杂忆

痛苦中他一下子得到“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于是，为着适应不断的批斗，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斗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泪为止”。

从“牛棚”出来后，季羡林又被勒令看楼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决定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止思考，反复推敲把散文修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季老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文革”，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这十年中，季老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以自省之笔，纪录了所经历的一切，且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读来让人感慨万端。

—5— 这两个十年之后，他辛勤著述，在学术上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牛棚杂忆》

【9】感动中国

颁奖词：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说，把心留在东方。

感动印象：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荣辱不惊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温家宝曾五次看望季羡林。他称：“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

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10】农家出身

季羡林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季家当时的下一代孩子中只有季羡林一个男孩，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

由于叔父的接济，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5岁的时候，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山大的校长就是当过前清状元的王寿彭。在王寿彭的影响下，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这所高中的老师们，古文水平是极高的，尤其教国文的王老师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他布置的一篇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季羡林写得下力，他给的批语是“全校之冠”。从此季羡林的所谓虚荣心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再也不愿意有不好的成绩。于是，他一改过去贪玩不用功的习性，开始用起功来。第二学期，他又得了甲等第一名。

中学时，季羡林喜欢上了英语。他沉迷于此，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北上京城投考大学，结果只有3人高中，而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他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由于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更在心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经典语录

1. 如果我有优点，我只讲勤奋。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一个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点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没有这个劲，我看是一事无成。范老有两句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说一句空。今天我跟年轻人讲， 我说今天这样子，下海出国我不反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可是问题是，我们世界文化、中国文化能够传下去，还是靠几个人甘心坐冷板凳的，赶热潮那人多得很，坐冷板凳的人就少得很

2. 工作是我的第一需要。我的要求就是不停地工作，我一辈子没停过。我的生活习惯就是不停地工作，习惯。不写不行，好像没吃饭一样，第一需要。

3. 一个‘真’字示人。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4. 不完满的才是人生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我现在觉得，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动物，人的一生也多半是奇妙的一生。你想走的路，有时无论如何也走不上。你不想的路，不知不觉之中，不管有多少曲折，最终还是要走上。

5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

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6生的对立面是死。对于死，我们也基本上是被动的。我们只有那么一点主动权，那就是自杀。但是，这

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除非万不得已，是决不能使用的。

7.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

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8.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

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6— 9.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10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11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12、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13、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14、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15、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联系社会

【由季羡林“三辞”想到的】

９６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提出“三辞”，不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三天两头提出要“培养”出多少“大师”的指标，要把多少学科提升到国际领先的地位，孰不知“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用行政手段封赠的“大师”也未必是真“大师”，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需要遵循自身的学术规律。与其整日呼唤“大师”的横空出世，不如先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形成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

【告别一位老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国有一老，如有一宝。季羡林先生因为他的国学学养和真诚人格，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尊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我们也会忐忑地想起老人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背后的无奈。此刻，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追忆、怀念和学习。

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人们往往用自身的勤勉来作为成长的理由；但是有的时候，环境能够决定给予人们更多成为大师的机会。这种环境并不能简单的用贫穷或者富裕来概括。大师辈起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异端”、追求平等的年代。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在不断与历史争夺这种机遇。而令我们景仰的学术大师们，恰恰就产生于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中。

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无论陈寅恪、傅斯年，还是钱钟书、季羡林，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以一种偶然出现，而走向一种必然。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今天的多元化社会，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人，终生以学术为业，并且能从其中找到乐趣和力量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我们学习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无论在“文革”年代、在改革开放中、还是功成名就的晚年，季羡林都在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进行反思；无论在佛学、梵文还是宗教的学术领域，季羡林都在将一个问题执著地研究到底。这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行，也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品行。尤其在当代中国，象牙塔中也不平静。商业主义和权力文化空前做大、浮躁悸动的情绪蔓延，季羡林先生用他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提出了汗颜的问题。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学习是为了再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他们已经放弃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自觉，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中传道授业。但是知识分子又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创造文化、重建价值的一个群体，也能够引导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制定对话和交流的规则。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永远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行为规范？

季羡林先生走了。大师难再，修齐治平恐成绝响；后生可畏，慎笃勤温似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