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历史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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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克时期(1600~1750)

巴罗克原意“怪异”,17、18世纪指装饰华丽的建筑风格,后来指一个艺术风格时期。巴罗克时期的音乐特征是:歌剧的诞生和器乐音乐的发展,复调风格逐渐向主调风格转移,教会调式逐渐被大小调体系代替,数字低音的运用引起了“和声学”的新概念。大量新的音乐体裁涌现,音乐语言在不断更新。

歌剧的诞生是追求人文主义艺术理想的结果。最早出现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接着传播到其他城市。18世纪上半叶逐步程式化,定型为“正歌剧”。大批作家从事歌剧创作,如C. 蒙特威尔第、A. 斯卡拉蒂、G.F. 亨德尔等。法国歌剧既受意大利影响又有自己的古典悲剧和芭蕾传统,因而重视歌唱与语言音韵的结合和在格局中安排芭蕾场面。重要作曲家有J.-B. 吕利、J.-P . 拉莫等。英国流行“假面剧”和半歌剧,仅H. 珀塞尔写过一部贯穿音乐的歌剧。德国歌剧在汉堡得到发展。巴罗克时期重要的声乐体裁还有清唱剧、康塔塔、受难曲。

巴罗克时期流行的键盘乐器有管风琴、羽管键琴、楔槌键琴,重要的体裁有即兴风格的托卡塔、幻想曲、前奏曲;变奏手法的帕萨卡利亚和夏空以及赋格和组曲。各国均有重要的作曲家,如G. 弗雷斯科巴尔迪、D. 布克斯特胡德、F. 库泊兰等。在巴罗克时期提琴族乐器与维奥尔族乐器并存。室内乐的主要体裁是奏鸣曲,从织体上看有三重奏鸣曲(常用2件小提琴和2件通奏低音乐器)和独奏奏鸣曲(1件独奏乐器和2件通奏低音乐器);体裁可分成教堂奏鸣曲和室内奏鸣曲。合奏音乐有协奏曲和乐队组曲。协奏曲因乐器组合的不同又可分成大协奏曲、乐队协奏曲和独奏协奏曲。众多音乐家都采用这些题材,最重要的作曲家有A. 科雷利和A. 维瓦尔第。巴罗克时期成就最高的作曲家当数J.S. 巴赫和亨德尔。[1]

古典主义时期(1730~1820)

可分成两个阶段:前期(1730~1770) 和盛期(即维也纳古典乐派,1770~1820)。18世纪初,西方音乐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古典风格并非巴罗克音乐的直接延续,两者在30~50年代平行进行,同时存在;另一方面前期古典风格自身在不同国家也有各自的特点,反映于器乐领域,法国以华丽风格为主,德国发展了情感风格,意大利有受喜歌剧影响的器乐风格。这一时期形成的最重要的新体裁和形式是奏鸣曲式和奏鸣曲套曲,它不仅用于独奏奏鸣曲,也用于室内乐和管弦乐音乐。D. 斯卡拉蒂、C.P .E. 巴赫等意大利和德国作曲家对它的确立作出贡献。在室内乐的各种重奏组合中,弦乐四重奏成为最重要的方式。古典交响曲在巴罗克器乐合奏,特别是意大利歌剧序曲的基础上发展定型。歌剧领域的新体裁和新风格也开始涌现。N. 约梅利和T. 特拉埃塔等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对正歌剧加以改革,C.W. 格鲁克把意大利歌剧与法国歌剧完美地结合,力图使歌剧符合古典主义的理想。喜歌剧作为新风格的代表逐渐在音乐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意、法均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喜歌剧,德、奥流行歌唱剧,英国有民谣歌剧。

18世纪70年代,古典主义音乐进入盛期。成熟的古典风格以J. 海顿,W.A. 莫扎特的中、晚期,L.van 贝多芬的早、中期作品为代表。经过古典主义前期众多作曲家的创造,古典风格的基本语汇和表现手法已经基本定型,盛期的三位作曲家用各有千秋的表达方式使之进一步发展。由于他们都在维也纳活动过,成熟的古典风格又融入了明显的奥地利因素,因而历史上将古典主义盛期的音乐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1]

浪漫主义时期(1800~1900年以后)

从19世纪开始,音乐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占据重要地位,音乐史上将这100余年称为“浪漫主义时期”。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人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在音乐中表现自我尤为盛行的同时,公开的音乐会成为重要的形态,为取悦听众,音乐家们追求高超的技巧、富丽堂皇的音响和丰富多彩的风格。纯音乐是表达超凡脱俗的浪漫情感最好载体,期望与其他艺术门

类相融合的“整体艺术”观念以及标题音乐亦受关注。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各国作曲家都重视音乐中的地方因素。在东欧、北欧和南欧诸国,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成了一种自觉的运动。音乐家们收集整理和出版民间音乐,以本民族的历史传说、人民生活、自然风光等为题材,偏爱歌剧、标题交响音乐、艺术歌曲和器乐小品等体裁,运用民间歌曲舞曲的音调和节奏,发掘民族音乐的种种表现手段,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音乐语汇,这一音乐实践活动被称为“民族乐派”。民族乐派是浪漫主义音乐潮流中的重要力量,为19世纪西方音乐注入活力和增添色彩。音乐向更广泛的群众普及,业余音乐生活日趋活跃,带动了音乐评论、音乐出版业的发展。为培养音乐建立了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不少人既是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又是优秀的教师。19世纪运用的音乐语言对于古典时期既有承袭的一面,也有革新的一面。调式、和声体系以及曲式规范等基本相同,只是手法更丰富、更个性化、更自由。各种体裁与当时的音乐思潮同步发展,直接反映了音乐的时代特征。

钢琴被加以进一步改进,成为19世纪备受喜爱的乐器。传统体裁中,奏鸣曲地位虽不如古典时期重要,但具有个性特征。如F. 舒伯特赋予其抒情性和歌唱性,F.F. 肖邦保持了它的巨大容量和思想内涵,F. 李斯特把多乐章的套曲融为单一乐章;变奏曲从分段的装饰变奏发展成贯穿的性格变奏。一大批被称为特性乐曲(又称“风格小品”) 的题材涌现,反映出19世纪作曲家对个人情感抒发的偏好。这类作品由J. 菲尔德首创,有肖邦、G. 福雷爱用的夜曲,R. 舒曼、J. 勃拉姆斯的间奏曲,舒伯特、舒曼、巴拉基列夫的幻想曲,肖邦、勃拉姆斯的叙事曲等。把一系列内容相关的器乐小品按照一定的构思组合成套亦是常见的形式,例如舒曼的《狂欢节》、李斯特的《旅游岁月》、M. 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P .I. 柴科夫斯基的《四季》。

19世纪的室内乐可以说是最缺乏浪漫精神的领域。它继续强调音乐思想的纯净,乐器之间对位化交谈和主题动机的展开。由于这一时期的室内乐主要供专业音乐家演奏,技巧高超,色彩感更强,产生了大量优秀的各类重奏作品。19世纪的管弦乐队沿用古典时期已经定型的乐器组。管乐器经过改良,技术性能和表现力得到加强,乐队编制在后浪漫主义作曲家手中不断扩大。交响曲、协奏曲、音乐会序曲、交响诗、交响组曲是这一时期的常用体裁。对于作品结构规模愈来愈庞大和主题相对精练集中的矛盾,作曲家们采用了诸如“主导动机”(R. 瓦格纳)、“主题变形”(李斯特)、“展开式变奏”(勃拉姆斯)、“循环形式”(C. –A. 弗朗克)等手法解决。

音乐与诗歌相结合的艺术歌曲不仅在德、奥和法国大大发展,亦受民族乐派作曲家喜爱。歌剧的繁荣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各国均有各自特点的歌剧:德国的浪漫主义民族歌剧和瓦格纳的“乐剧”;法国的大歌剧、喜歌剧、轻歌剧、抒情歌剧;意大利歌剧几乎构成该国音乐的全部;民族乐派歌剧的兴起也具有重要意义。[1]

20世纪音乐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后浪漫主义音乐家把浪漫主义的理想与语言推向极致,激发了年轻一代作曲家的反叛。印象主义为20世纪音乐开启了一条道路,表现主义、原始主义、新民族主义、未来主义交迭出现,使传统的音乐语汇发生巨大变化。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和不同音乐观念的支配下,1920年以后的西方音乐更是流派纷呈,风格迥异。尽管也有影响较大的思潮和语汇,但很少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50年初开始,音乐的实验性倾向大大加强,比较集中地反映为绝对控制与彻底自由两种类型。70年代起,现代音乐发展过程中自表现主义以后就一直被作曲家排斥的情感表现又开始复苏。此外,整个20世纪西方音乐接受东方文化影响并从中吸取养料;众多亚裔作曲家将鲜明民族特质融入西方音乐的主流中;非洲和拉丁美洲因素得到重视等,表明西方音乐中的异质文化将与日俱增。[1]

2音乐传说编辑

弦乐器起源

世界上最早的弦乐器是中国的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古琴是在周朝就已盛行的乐器,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本世纪初才被称作" 古琴" 。琴的创制者有" 昔伏羲作琴" 、" 神农作琴" 、"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等作为追记的传说,可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关雎》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亦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等记载。

管乐器起源

中国古代历史记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有一位名叫做伶伦的音乐家,他进入西方昆化山内采竹为笛。当时恰有五只凤凰在空中飞鸣,他便合其音而定律。虽然这一故事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是,可将其看做是有关管乐器起源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

音乐百年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盘点百年音乐史不一定非要翻阅大部头著作,检索一下音乐辞典中的名词,同样有徜徉长河的感受。一个词汇产生于一个时代,并把时代氛围忠实呈现,一词脱口而出,时风跃然纸上。查阅辞典,就是阅读中国音乐史。

1900年,“学堂乐歌”赫然跳出,风姿绰约,夺人耳目。奏鸣曲、交响乐、歌剧等西方概念,一轮轮涌入口语,一时间,如果不能从一个人口中听到这类概念,就意味着说话者的教养欠火候、思想欠开放。气鸣、弦鸣、体鸣乐器开始代替古老的“八音”。于是,钢琴、小提琴、长笛、圆号、萨克斯,伴随着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外国音乐家的名字以及《命运交响曲》、《月光奏鸣曲》、歌剧《卡门》、芭蕾舞剧《天鹅湖》等作品名称开始流行。这些刚刚翻译未确定到底用哪几个字、一时间还不知道到底讲什么意思的概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相继出版了《外国音乐辞典》、《中国音乐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才算有了最终定版,保持永不出错的经典用字。一大堆技术术语如五线谱、小节线、高音谱号、总谱、和声、复调、配器和“四大件”的意识,开始进入思维,由边缘到厅堂,由外来到主流,甚至渗入潜意识层面,到了反客为主、让中国音乐家数典忘祖的程度。

如果说“启蒙”成为新词汇的一大部类,那么“救亡”则成为另一大部类。民族危亡时刻,救亡歌曲、抗战歌曲、进行曲、大合唱、群众歌曲就逐渐成为最前排的词汇。《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的旋律也就有口皆碑,聂耳、冼星海的名字也就妇孺皆知。

1930年,出现了第一轮“时代音乐”,现代流行歌曲的第一个潮头登陆黄埔滩头。但这股潮水很快被定义为“黄色音乐”,一段时间,主流意识以最大贬义来评价这类软绵绵的“精神鸦片”。1953年,“抒情性轻音乐”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属于“半殖民地文化产物”的“小资情调”。这些概念直到20世纪末才废除,成为再无人问津和查阅的老黄历。

1966年,“世界最强音”开始鸣响,“语录歌”传遍神州大地,与此相对,世界音乐史上最奇怪的“牛鬼蛇神歌”在一批人口中低回,五音不全的孩子口中跳出了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一定要把世界“砸个稀巴烂”的吼叫,成为乐谱上标志过的最强“力度”符号,声源来自六万万同胞的力度,自然无人可比,与此相对,“样板戏”成为只有中国音乐辞典中出现过的无法复制的专有“版权”。1970年,出现了“知青小调”,终于知道愁滋味的伤感,意味着红色小将的成熟。

1980年后出现了“气声”唱法,“爱”不再要求只限于对祖国,越来越人性化的词汇飘然而至,本来就是倾诉“君子好逑”的歌,终于功能回归,又光明正大地开始倾吐个人感情。伴随着音乐名称前的各种颜色定义被删除,“宗教音乐”出版物不再打上“内部参考资料”“仅供参考”“不得外传”的神秘字样。从社会学角度看,两者的功能回归更符合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性,从音乐角度看,两者的“魂兮归来”则显示了更符合艺术情感的自然渠道。

爵士乐、迪斯科、朋克、电声、架子鼓,滚过香江,“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喝彩欢呼,吹捧有加。80年代初,谁要被列为“歌星”,就等于被划定到“艺术家”之外,属于未受学院

训练的异类,而今,不论唱得好坏都恨不能挤进“歌星”行列。“排行榜”和“粉丝”追捧,成为评价地位是否“当红”的标准,只有被媒体认定为“星级”,才是对未来身份的认可。“歌星”与“夜总会”不再属于资本主义专有,以邓丽君为代表的一批歌手名字成为大众语汇,甚至连不起眼的个人名字也因一首歌曲的连带获得了历史关注。“网络音乐”“电子音乐”“彩铃下载”,覆盖传媒,以空前的力度和速度,改写着来不及登录就已更新换代的辞典条目。独往独来,我行我素,词汇自生自灭,旋灭旋生。

21世纪初昆曲艺术、古琴艺术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当年这不是社会最大话题,但转过年来,中央电视台第十七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列入“原生态唱法”则呈现了史无前例的风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原生态唱法”成为点击率最高的词汇。有人较真,说词汇描述不合理,其实,约定俗成,存在即合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口语迅速传播的根本,就是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崛起的标志,十分“给力”。“文化多样化”和“文化自觉”成为引领新一轮艺术起跑的新概念。侗族大歌、福建南音、十二木卡姆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艺术品种。这些久已不用的词汇再次登场,再现了中国传统的确立与传承,完成了新一轮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

音乐词汇,风生水起,千姿百态,无一雷同,穿行于历史思潮、主流意识、社会变迁、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打开每个时期的国民眼界,展示了从题材、体裁、技术到取向、情感、想象的新天地。一词风靡,天地焕然。词汇跃出的时间节点和密集呈现,就是历史狂潮的高发时段,成为时代划分恰到好处的分节点。爱屋及乌的赞美,恨及袈裟的厌恶,入木三分的描述,生动形象的刻画,都得益于民众意欲倾吐内心、表达感受、抒发抑郁的冲动。时过境迁,许多词令已经言不逮意,甚至滑稽可笑,但它们忠实地储存了我们的历史记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