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以丑为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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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诗“以丑为美”说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此语一出,即被视为韩诗之的评,常被引用。但管见所及,附笔提到这一问题的论著虽多,但专论尚付阙如,故不揣谫陋,试为一说。

关于韩愈诗的风格特征,历来论述伙矣。有代表性的如唐末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 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

此后诸家评论,亦不外奇、险、狠、重、硬、崛、狂、怪之类字眼,而使用最频者,乃上引二论共用之一“怪”字。“怪”者,出人意表、不主故常之谓也。若从审美角度观照,就是“以丑为美”。

韩诗中丑陋的形象俯拾即是。辨而析之,可分为“丑物”、“丑行”、“丑语”三类。

丑物。韩诗多写丑怪之物,魑魅魍魉、怪禽猛兽、阴曹地府等狰狞恐怖的场景层出不穷。他贬阳山时作诗描写岭南蛮瘴景象,其人则“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猨猴,生狞多忿恨,辞舌纷嘲啁”,其物则“白日屋檐下,双鸣斗鸺鹠。有蛇类两首,有虫群飞游”(《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其地则“青鲸高磨波山浮,怪魅炫耀堆蛟虬。山? 讙噪猩猩愁,毒气烁体黄膏流”(《刘生》)。读之直令人毛骨悚然,汗不敢出。赞友人贾岛诗才,他偏要用“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窞”(《送无本师归范阳》)的幽囚鬼魊来形容;描写一条手杖,他偏要用“赤龙拔须血淋漓”(《赤藤杖歌》)这样惊心骇目的字眼来比况。至如《城南联句》中“摆幽尾交榜”,“蔓涎角出缩”,“? 肌遭蚝刺”等写蛇虫交尾、吐涎、螫人,《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穷年枉智思,掎摭粪壤间。粪壤多污秽,岂有臧不臧”之写污秽之物,则更使人侧目掩鼻,不忍卒读了。

丑行。韩愈诗中还好展示血淋淋的暴行场面。《元和圣德诗》中描写刘辟一家被行刑: 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骇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写。挥刀纷纭,争刌脍脯。

津津乐道,不厌其详,显示出他对喋血施暴的偏嗜。他如《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答柳柳州食虾蟇》等诗,虽难遽言属于丑行,但他详述这类当时以为不文明之事,距写丑行“虽不中亦不远矣”。

丑语。韩愈自述诗云“险语破鬼胆,高词嫓皇坟”(《醉赠张秘书》),称孟郊诗云“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他所喜好的“险语”、“硬语”中,有不少可视之为“丑语”。抒写对朋友的思念,他却说“如以膏濯衣,每渍垢逾染”(《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竟然把友情比作衣上污垢;戏谑别人鼾睡情状,他夸张说“木枕十字裂,镜面生痱癗”(《嘲鼾睡》),令人读之也不禁要起鸡皮疙瘩;《谴疟鬼》“求食欧泄间,不知臭秽非”句,直接描写呕吐浊臭,称得上是诗国语言的“污染”了。

韩愈好写丑陋事物,由诸种因素使然。

中唐时期文人的审美风尚,较之盛唐已有很大变化。盛唐的重事功,重理想,变而为中唐的重享乐,重实际。文人们在酣饮醉吟之际,更注重官能感受的刺激,追求生命意绪的宣泄。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更为个性化和多样化。而“元和之风尚怪”(李肇《国史补》)的时代风气,使得韩愈在这张扬个性、竞逐新奇的文坛角逐中独树一帜,成为“尚怪”的主将。由“尚怪”而摒却审美的一般标准,自然就趋向于“尚丑”——以丑为美。

唐代大盛的寺庙壁画,也给韩诗喜好荒幻丑怪之风以深刻影响。唐代佛教兴盛,佛寺壁画也随之发达,画壁之多,为历代之冠。韩愈是佛寺壁画的爱好者,其诗中写观赏壁画的作品,在唐代诗家中罕有其匹。这些壁画中鬼神鸟兽的奇踪异状,阴司地狱的图变形相,以及密宗的曼萘罗画,都与韩诗种种光怪陆离的场景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对此陈允吉《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复旦学报》1983年第一期)已有详论,兹不赘述,仅补充一点:不仅佛寺壁画,道教的飞升轻举的神仙幽冥世界,也给韩愈的想象力以刺激。《华山女》一诗,写黄衣道士设讲苦无听众,不得不请“白咽红颊长眉青”的女道士来作招惹。诗虽以讽刺笔调出之,但作者对道教纷杂繁艳教仪场景的熟稔,可从中得到证明。

韩愈的个性,也使他的审美观念迥异于常人。他为人极争强好胜,尤喜标新立异。在政治上他梦寐以求出人头地,在思想上他大言不惭,以儒家道统唯一传人自居,在文学创作上则好为人师,力图开宗立派。由此而来在审美上,他就必须打破传统,去另觅可供他纵横驰骤的艺术天地。“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荐士》)。这是说孟郊,也是他的夫子自道。而这“象外”世界,就是历来认为“丑”的领域。此外,韩愈的个性,还有偏狭躁急、乖戾险狠的一面。他的伦理道德观念,很有点专制主义的味道,使得他对暴力和强权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寄卢仝》一诗,写卢仝告状,“隔墙恶少”“每骑屋山下窥阚”。韩愈见状,先自恃大权在握:“我身为赤县令,操权不用欲何俟?”继而顿起杀心:“立召贼曹呼五百,尽取鼠辈尸诸市。”恶少窥阐,罪不及死,韩愈在这里虽“语杂诙谐”(程学恂评语),但他崇尚权力和暴殄的本性,却自然显露出来。明乎此,便可知他为什么常常要在诗中用那么多镵刻险狠的字眼,写那么多惨烈怖厉的场面——这是他本性的一种宣泄,也是他所向往的悖伦绝俗的“美”的境界。

平心而论,韩愈诗的“以丑为美”,可说成败参半。以西方美学理论考察之,可分为下述三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化丑为美,这是韩诗的成功之处。克罗齐说:“丑先要被征服,才能收容于艺术。”(《美学原理》)韩愈正是以一种艺术的强力,将原本丑的事物收纳于诗篇,使其获得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生命。其手法之一,是将美丑对照,把丑作为一种背景,来衬托美的丽质。七古名作《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写自己与张署迁谪之中待赦的感慨,通篇素笔单行,古直峭劲,颇具韩诗独特风神。诗中“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数句,虽也呈怖怪之状,但它们在诗中主要是起一种陪衬作用——突出作者在“天路幽险”的蛮荒之地对清明政治、美好未来的向往。

然而韩诗中以丑衬美,明确表示对丑的否定的作品并不多,其化丑为美的成功之作,更多的是对丑的本质的发掘,从而激发深刻的美感。法国艺术家罗丹说:“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出它的‘性格’,因为内在真实在愁苦的病容上,在皱蹙秽恶的瘦脸上,在各种畸形与残缺上,比在正常健全的相貌上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既然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的美,所以常有这样的事:在自然中越是丑的,在艺术中越是美。”(《罗丹艺术论》)韩愈的“性格的力量”,就是他对强力、豪壮、勇猛的事物的憧憬,西方美学谓

之崇高的美,中国古典美学则谓之阳刚的美。他那篇被称为“大奇观”的《陆浑山火》,把一场山火写得如此声色并作、辉煌壮烈,可怕可憎的山火,便被赋予了一种雄杰凌厉的美。人们如同欣赏郑板桥“丑而雄”的丑石,在怖惧战栗的痛感之中,也品味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再举一细微之例:《送文畅师北游》中“照壁喜见蝎”一句,常被人诟病为韩诗好丑而“入魔”,其实祝充注引《酉阳杂俎》“江南旧无蝎”,已透出内中消息:韩愈自南方北归,对故地一草一木、一虫一鱼都倍感亲切,于是,可怕的毒虫蝎子,就成为故土亲情的象征,归乡喜悦的寄托,而转化为美的形象。写蝎,固然有韩愈独特的审美趣味在,但此处若知其所由,似不可断言为韩诗写丑的败笔

韩诗化丑为美,还表现在美的艺术形式对丑的克服。德国学者鲍姆嘉通说:“丑的事物,单就它本身来说,可以用一种美的方式去想。”(《美学》)美的表现形式,可以克服内容的丑陋怪异、阴暗哀伤,从而化腐朽为神奇。如《题张十八所居》:“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污泥沟本无美感,但由于居于此地的主人公——张籍的清高人品,却使沟中浮萍青翠,这就大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象征意味,使人如观罗丹《欧米哀尔》的老妓女雕塑,而叹道:“丑得如此精美!”此外还须注意的是韩愈在化丑为美的艺术实践中对诗歌体裁的选择。本文开头所引刘熙载语“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其后又云:“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这是因为古体诗篇幅长短不限,可对“丑”做充分的铺排叙写,与韩诗恣肆纵横、奇崛险怪的风格相称,而近体诗要求语近情遥,凝炼含蓄,故对丑“不受矣”。试看韩愈近体诸作,言丑几乎全无,可见其确知“言各有当”。

第二种状况是嗜丑为美,这是韩诗的失败之处。韩愈将丑类引入诗境,有时近乎嗜痂成癖。前述“丑物”、“丑行”、“丑语”中不少例证,都没有表现对丑的征服,而是对丑的欣赏和陈列。再如《叉鱼》诗,故意反杜诗恤民之意,已不高明,在写叉鱼取乐中又硬要插进“血浪凝犹沸,腥风飘更远”的阴森字句,使人读之如骨鲠入喉,芒刺在背,必欲去之而后快。对这类诗作,力赞韩诗的《唐宋诗醇》亦觉有污眼目,说:“若夫集外遗诗,如《嘲鼾睡》、《辞唱歌》,浅俚丑恶,假托无疑,直应削去,而不容列诸集中者也。”按《辞唱歌》当疑为伪作,而《嘲鼾睡》一般论者并无异辞,大可不必“为尊者讳”。他如《永贞行》诗,从景到情,俱显猥劣,似可归入此类。

但韩诗还有很多作品并不能截然判定其美丑与否,这就是第三种状况:美丑杂陈(前论所谓成功之处,也只限于其对丑的处理,并非概指诗歌整体)。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前半写红叶如火,“金乌下啄赪虬卵”等句,已险怪过甚,中间又杂以“猿呼鼯啸鹧鸪啼,侧耳酸肠难濯浣”的“酸涩”之句,颇为刺目棘舌。但后半却优逸清圆,流走如凡。故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曰:“炎官张伞,金乌啄卵,宋人学奇者多矣,不能得到后半情味,则徒余恶面目也。”“恶面目”者,丑之谓也。他如《南山》等长篇巨制,偶或杂有“丑”之描写,略显扞格,但通篇自具气派,故皆不可做一概论。

舒芜《论韩愈诗》(《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五期)一文谈韩诗特点,乃在追求诗境的“不美之美”,诗格的“非诗之诗”,诚为谠论。由此观点生发,如果我们把“丑”的界定加以扩大,不限于一般美感概念,而是还包括诗歌内容、形式诸方面不合常规(美)的“变态”(丑)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韩愈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题材看,韩愈并非“以丑为美”的始作俑者。远在先秦,由“信巫鬼,重淫祠”(《汉书•地理志》)的南国楚风培育的奇葩《楚辞》,便有众多对幽怪世界、险恶山川的颂美。汉代大赋承之,其间也不乏千奇百怪,可被后人目为“丑”的描写(赋非诗,但仍属韵文学)。然

而随着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义逐渐束缚了人们对神仙鬼怪世界的想象力,加之诗由四言而五言、七言,由古体而近体,越来越讲究声律情韵之美,那些充满原始生命力蠢动的鬼怪妖魅题材,便被视为“不美”、“非诗”,而日益被逐于诗歌圣殿之外。唐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再度活跃开放的时代,中唐又有“尚怪”之风,于是韩愈继往开来,一方面把那些生于洪荒远古而放于荒野大漠的丑怪“诗料”重新招回诗歌王国,一方面更增添了自己的新货色——这主要是先秦神鬼世界尚无的佛家“变异”和人间“污秽”——从而创造出一种惊世骇俗的“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