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作文素材 (14)
初二 记叙文 3262字 307人浏览 杨钰莹顶你

[名人小传——汤一介]

1927年,汤一介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

汤一介——文化复兴“逐梦人”

“一介书生”

1927年,汤一介在天津出生。此时,他的父亲汤用彤正在天津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出生前,他的母亲遭遇了一次黄包车意外翻车,为了保护腹中的孩子,母亲用双手撑在地上,造成了手臂骨折。

汤一介的太祖父正谊公,一生都在湖北黄梅的乡下做教书匠,他最引以为豪的是教出了3个进士,其中一个就是汤一介的祖父汤霖。在汤一介出生前,祖父就去世了。他为汤氏家族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做事情不要逃避困难,也不要逃避责任。这一点,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做到了,汤一介以其一生的经历告诉世人,他也做到了。

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因此,汤用彤似乎是有意择取“一介书生”的含义而为儿子取名“一介”,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一生读书做学问,以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

1943年,汤一介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中二年级,他有3个比较要好的同学,他们偷偷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决定从家里偷黄金,然后去延安看一看。不料刚到贵州就被贵州警备司令部拦截而被学校领回。

汤一介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到联大附中。汤用彤和夫人决定送汤一介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目睹父亲为他奔波的疲惫身影,16岁的汤一介第一次开始心疼自己的父亲。1945年,汤一介从重庆又回到昆明,去西南联大先修班旁听。为了儿子的教育,汤用彤找来了《史记》《汉书》等古典文化名著让儿子阅读,并请来了钱学熙教授为他补习英语。后来,北大为没有考取的一些学生设立了先修班,汤一介就成为了先修班的正式学生。

此时的汤一介已经变了。他不仅在先修班努力学习,而且阅读范围也更加广泛。1947年的冬天,汤一介被选入北大学生自治会后不久,在年底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正是在这一年,汤一介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根正苗红”到“黑帮分子”

1949年11月,汤一介加入中国共产党。没过多久,北京大学中文系准备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支部,这样,哲学系的优秀青年汤一介就被选入了这个团总支部做组织委员。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汤一介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乐黛云。

1952年9月13日,汤一介与乐黛云结婚了。这一年,汤一介25岁,乐黛云21岁。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的汤家。按照两人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晚上8点,乐黛云的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乐黛云还发表了结婚演说。

虽然一心革命的汤一介和乐黛云举办的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但是汤用彤和夫人还是按照当年中国人的风俗,宴请了亲朋好友。为了表示“革命”,汤一介和乐黛云没有参加。

遵照父亲的心愿,汤一介于1956年10月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在汤一介的整理和编辑下,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终于在1957年6月出版。

1957年,汤一介的妻子乐黛云被打成右派。北京大学对她“处理”的最后“结论”是:戴上“极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立即下乡到门头沟监督劳动。当时,乐黛云刚刚生下小儿子。此时,汤一介正被下放到京郊的大兴县搞“人民公社化”。

在京郊门头沟大深山里的乐黛云在3天后接到了写着“乐黛云同志收”的信,这是汤一介写给她的第一封信,也是乐黛云来到深山接受监督改造后第一次与“同志”二字相连。乐黛云终于忍不住哭了。当时,只有她的丈夫称她为“同志”,而且敢于写在信封上公开表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乐黛云来到门头沟,一直到1962年返回北大,差不多4年的时间里,他们坚持一个星期通信一次,几年下来彼此来往的信件积攒了满满一大包。

受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个时期汤一介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也没有离开当时的政治形势。汤一介积极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队伍,他和其他三个同行起了一个共同的笔名叫“司马文”——就是“4个马克思主义”的意思,撰文批评冯友兰的“道德可以继承”的论点。

“文革”开始以后,汤一介成为了“黑帮分子”,多次遭到北京大学校内的批斗。那时,还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北大串联的红卫兵。只要他们来到冯友兰的家,就一定会把他从家里拉出来进行批斗,同时再拉出一壁之隔的汤一介一块陪斗。批斗会的开场白照例是“现在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和黑帮分子汤一介”,接着就是要他们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汤一介见到冯友兰,他对冯先生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对您进行批斗,您却始终镇定自如,一动不动,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您到底害怕不害怕?”冯友兰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他对汤一介说:“怕是有些怕,但是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就是说,你们讲这

些都没有意义,我心里默念这个东西,使得我的心情能够镇定下来。”说完这话,两人相视大笑。

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写作班子(中央文革小组的御用写作班子) 。后来,汤一介称这段岁月是“身不由己,无心为恶”。

我该听谁的?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1978年被平反。

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而后他决定“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教学资格,重新走上他离开了多年的讲台,整理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对于《郭象与魏晋玄学》,学者傅伟勋有一个评价,认为其经历了“文革”严冬后,在政治气候还乍寒乍暖、普遍的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禁区犹在、壁关重重的困难情况下,汤一介首先想到的是要冲破学术上的种种教条,寻找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多年来,汤一介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普遍和谐观念”是汤一介在1992年前后以“天人合一”的理想和推崇“和为贵”为宗旨提出的。

在这个问题中,汤一介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内外身心的和谐”四个方面,指出“普遍和谐”是儒家思想最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而在当今科技发达、人类扩张与征服愈来愈强、自然与社会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普遍和谐观念”尤为重要。

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总编纂。此外,汤一介还分别承担编写《中国儒家经学史》《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以及“研究和谐社会和儒学关系”“研究儒家理论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等研究课题。

在80岁寿辰的时候,汤一介曾说: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在1980年。这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尔,心向往之”而已。

显然,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悲剧。(有删改)

(1)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注定不会有成就。汤一介也曾经迷失过自我, 但是他不讳 言、不逃避、不文饰,而是真诚地反省、反思自己的那段经历, 因此, 那段痛苦的 经历, 又变成了他再次前行的动力。(2)追求不在年高。汤一介真正做学问时已经 53岁,已知天命的他,让自己与政治绝缘,一心专研学术, 立足传统却不守旧, 吸取西方而不盲从, 终于成为世人敬仰的学术大师。尤其他以耄耋之龄, 主持规模 比《四库全书》还大的《儒藏》, 一丝不苟, 更是让人感动。(3)伟大的爱情,往往 催生出伟大的事业。汤一介和乐黛云以他们事业的成功, 佐证了爱情之树的常青, 为世人树立了典范。(本素材适用于爱情与事业、忠贞不渝、理解与退让、不离不 弃、伉俪情深、患难与共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