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年还故园——恍若隔世的回乡之旅
高一 记叙文 5345字 137人浏览 13458297

从16岁离开老家,距今已有42年了。母亲在老家时,寒暑假期我便回去帮助干些农活。自从母亲离开老家,迁到和我同城居住,我已有32年没有回去过了。从20多岁到年近花甲,这个跨度实在太大了。突然说要回去,从财物、思想、言行上,我在谋划着。老宅,老人父母,哥嫂及哥嫂的子孙们已在老家等候。女婿驾车,我与妻、女儿,怀抱着女儿的女儿,经过5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于傍晚时分进了村。进村之前,我先摘下了已经戴惯了的领带。见了乡亲,扔掉“洋腔”,重新操起记忆中的土话。要让人感觉到,还是“二十年前旧板桥”。趁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从哥嫂居住的新院子赶到我生长的老宅子。新院子盖在了寨子之外。小时候,经常爬高上低的几十米的寨墙、寨壕,那可是比得上《水浒传》中祝家庄的寨子。寨子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近3千口人。我寻觅着心目中的寨墙、寨唇(上到寨墙最高处要经过的台阶)、寨壕——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被挖掉就是被填平了,有的只是平淡无奇的房屋矗在那里。印象中我出生的那个长长的街道,而今还没走几步便就到了头。当年的老街,15个大门错落有致地“一”字排开,最多时曾有近200口人同时居住。眼下我看到的老街,到处生长着野草,门头大部分已经倒塌,不少房屋摇摇欲坠,让人不敢近前。我已认不出哪是我生长的老宅,只好从西往东数:第一家是振喜伯父家,第二家是孟通叔家,第三家是富利哥家„„第八家便是我出生的那个家了——我最终确定了下来。临街的房屋连墙壁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东厢房已成平地,大门头长方形的“口”字仅剩下一个木框框了——曾经的四合院只有正房和西厢房还在那里望着我。我站在临街房屋的地基上拿出手机让女儿、女婿为我照像,大家又互相照像。看见我们照像,就有人出来了。他叫着我的名字喊“叔”。同时,我也想起了这个当年才几岁的街坊侄子的名字。他说,看着有人在这里照像,他就能猜出是谁来了。这条街道还剩5个人分别住在三个院子里,其余的人家都搬迁到寨子外边居住了。我们的出现让他有些意外,热情地前来攀谈。32年前,每当我回去,走在街道上,或者接近村子时,便会有人叫着我的名字,问:“回来了?”“才下车?”要不就是,老远我便先称呼对方:“上地里去?”“吃过了?”如今,我走过人群,没有一个认出我来。我主动找出些年纪大的,努力地猜着他们的名字,回想着与他之间的称谓;不一会儿便就有人聚拢过来和我打招呼。我能猜出一个曾经熟悉的人来,双方就会高兴一阵子,多出一些寒暄来。40岁以下的年轻人,30多年前还不到10岁,我会问他们父母的名字。但我一下子无法介绍自己了:我报出我的名字,他们的表情表示无法明白;我不能报出我父亲的名字,并说我是我父亲的孩子。我的父亲童年外出学徒,以后在外地工作,从第一次出远门距今已近70年了。不过,最终我还是有了自己的定位:我的哥哥一直在外工作,我的嫂子在村子的学校当了多年的校长,只要我说出我是我嫂子的弟弟,无论老少就一下就和我拉近了距离,说:“喔!喔!喔!那你可是多年没回来过了。你现在还是在那啥地方来着?”于是,我们就有扯开的话题了。听的比较多的是:“你看着也还不老。”“出去多年,你说话还没变,还是咱家里话。”我曾经为之骄傲并经常向同事和朋友们炫耀的寨墙、寨唇、寨壕,都被挖掉或填平了。为我 遮寒保暖不辞辛劳的纺花车、织布机,拆下的木头做了别用或者被烧掉了。用现代化手段打出的深井,自来水早通到了各家各户,以前的老井常年不用,恐怕早已干枯;一人搬起来都感到吃力井绳,不知何时已经朽断;辘轳的去向已无人说得清楚。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家乡近几十年来的变化一点都不为过。只是在“翻”“覆”的过程中,把我内心深处最宝贵的一些珍藏也丢掉了。既然是“翻”,既然是“覆”,正如一个饿汉,要突然之间变成米粮满仓,吃喝不愁,不得不有些非正常的手段吧;对已经过去的,再不停地唠叨下去,也于事无补了。大堂兄,大侄子我的大伯父有3个儿子,最大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堂兄,比我长了22岁。我的父辈们关系融洽,母亲与妯娌们也和睦相处。父亲长年在外,有伯父和堂兄们这一大家子,没有谁敢随便欺负我们。大堂兄的大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他叫我叔,比我还大1岁。多少年来,正是因为他们还在那里,使我对老家的感情才绵绵不断。我的大伯

父、大伯母都已故去。当年开朗、豪气、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在村中极有人缘的大堂兄如今已整整80岁了,自从患过脑血管疾病之后,已话语不多,只有我提问时才作答复。大堂兄与大堂嫂单独生活,大堂嫂除了照顾大堂兄的饮食起居,在外做生意的小儿子的儿子在老家上学,也在他们这里吃饭。在我找大堂兄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侄子聊天时,已是晚上8点多。这时他已睡下。他帮别人挖了一天的树苗,每天100元。我在他的床边坐了20多分钟。他的一个妹妹、三个弟弟,有的在国有企业工作,有的在外做地生意。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姑娘都已成家,各自忙着打工。他身板结实,除了干力气活,他们夫妻还兼管孙子,并照看不时生病的父亲。在我离开家乡时,大侄子前来坐一阵,算是对我的回访。大堂兄身体不好,有大嫂在身边照看。如需住院治疗,长子可以跑前跑后。他的境况,目前算是好的。舅父母亲有兄妹5人,如今我还有一个姨母、两个舅父在老家生活。二舅父有3个儿子、5个姑娘。两个大儿子都在外省打工,5个姑娘的婆家都在外村。二舅父与还未成家的小儿子在一起生活。脑子得过疾病之后,二舅还认出了我们,就是叫不上名字。我问他还记得我的外祖父也就是他自己的父亲的名字时,他摇了摇头,说不记得了。他说他唯一能叫出的名字,也就是与他整天在一起的小儿子。看身体状况,二舅完全不象已过了80岁生日的人。他穿着高筒雨鞋,挽着长长的衣袖,利索地干着他所据悉的泥瓦活。二舅母摔伤,无法行走,长期躺在床上。她轮流着在几个子女家里住。她的枕头旁边摆着馒头片类的食物,便盆放在脚后。她脑子清晰,吐字准确,也不见萎靡、憔悴。她说,你们看这日子过的,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了;就等着哪一天没这口气了,算完。她说得很轻松,就好象说着玩,又象说的是别人。我与母亲听得凄凉,也挑一些话语来劝慰她,并引开话题以便脱身。我们知道,我们所能够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或者就是没有。大舅母去世已有30多年了,88岁的大舅父,他在儿子、姑娘家各住半个月。大舅父为人和气、善良、风趣,关爱弟妹,对父母极为孝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因治疗疾病到父亲所在的工作地去了几个月。这几个月我就到外祖母家里去上学,也是我与大舅父相处较久的一短时光。他所讲的好玩的故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并经常讲给要我讲故事的人听。看过的书上,多少故事都忘了,唯独少年时的记忆是那样久远,好象那是沙底的沉金,我压箱的宝贝。今年春节前夜的9点刚过,也就是家家正看联欢晚会的时候,我从父母那里要来了大舅家的座机号码。电话接通,那头说:“我已躺下了。他们都没有在家。”虽然几十年从没有打过电话,我还是听出了大舅的声音。我说:“大舅!大舅!大舅!”那头说:“他们都出去了。”等我继续要说话时,那头说:“我挂了啊!”然后就是传来“嘟嘟嘟”的声响。早听母亲说,大舅耳朵不好使,我没料到是如此“不好使”。想来他仅能听到刺耳的电话铃声,听筒里的话他一句也听不到,不管对方讲了什么,他就象已录好的音一样,讲完他要讲的那几句便挂断。当我与我的孩子讲起这一片断时,孩子捧腹不已,我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大舅的女儿家里,母亲特意说我是来看他的。大舅红光满面,仍然是已往那喜庆的表情,只是嗓门高了许多。我们要很大的声音他才听得到,他也用大大的声音回答我们,以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听得到。他说,国家的政策好,现在不缺吃,不缺穿,还给老年人零花钱。他还说,只要有人来看他,什么礼品都不要带,仅是聊聊天,那就很让他高兴。孩子们已经在汽车里等候,10多分钟之后,我知道我该走了。我明白了,这了却的是我的心愿,与孩子们没有什么关系。下下一代对上上一代的隔膜,仿佛是几个世纪,那是巨大遥远了的时空。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吧,我宽慰着自己。大舅父还十分健谈。我小时候,他讲的多,我听得入迷。等我长大了,见了面,多的是他问,我答。他对外面的世界,事事都感到新奇。我对他的探望,除了他是我的长辈,在内心深处他更象是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我对大舅的亲近,主要是来自于这种语言的交流。姨母我最小的三姨母也73岁了。母亲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三姨母还未成家。有一天的下午,三姨母到了我们家里,看我趴在硕大的、圆圆的、厚厚的、冰冷的石磨盘上一动不动,就问母亲我是怎么了。母亲说,没有东西吃,从早晨开始我就一直趴在那里。三姨母说,那

她把我带回去吧。母亲当然同意。一个3岁或4岁的我,那时三姨母也一定饿得瘦弱,要抱着或背着走上8里多的路程到达外祖母的家,这8里多的路程不知她是怎么走完的,母亲没有说起过,我长大之后也从未问起过。母亲说,如果不是三姨母带走,恐怕我熬不过那一天,也许就会饿死的。从我懂事开始,母亲就说起这些。我记住了三姨母是给我第二次生命的人,我暗自下决心要报答。直到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也没有向任何人承诺过,甚至没有向任何人说出过。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每年临近春节,我都会通过邮局表达我的心意,30多年了,未有过间断。这个中的缘由也许只有我一人能知晓。时至今日,城乡之间,时移势易,三姨母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我的帮助已微不足道,通过邮局传递就完全成了一种心中的仪式,是我自己与自己的一场对话。古人所谓的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那种“涌泉”大概可以形成瀑布吧,于我而言,实在是惭愧得很,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三姨母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因一次意外落下癫痫。经过外祖父母的四处求医,得到一个小偏方治愈了。等到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以后,旧病又复发了。此后,时轻时重,这种顽疾就一直伴随着她。疾病发作时毫无征兆,闲不住的她,曾经从梯子上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曾经在做饭时,手蘸到了满是开水的锅里,为了防止感染,医生已作出截肢的决定了。推想这些场景,我的心现在都还在发颤。三姨父去世已经有好几年了。得了不治之症之后,由于经济条件,也为了照顾方便,三姨夫从市中心医院转到了县医院。此时的他活下去的愿望是很强烈的,他自己是想在中心医院治疗的。接下来,从县医院转到了镇卫生院。最后,从镇卫生院又回到了家里。在家里,孩子们便学着医护人员的样子为他打针,一直到去世。三姨夫离世之后,与子女们生活过一段时间后,三姨母还是更愿意一个人生活。这天下午我们一行到达姨母家门口时,已是走的第三家亲戚,天色已晚。只有我和母亲进了院子,把礼物放下,打了招呼就往外走。姨母送我们到门口,汽车未熄火,已在等候着了。几十年的时间,闪电般地就这样过去了。犹如在32年与匆匆一瞬之间,摆了一个等号,让人奈何不得。感慨我曾想,如果把老家的寨墙、寨唇、寨壕、纺花车、织布机、老井、井绳、辘轳都保存下来,再加上碾子、磙子(碌碡)、石磨、囤子(接雨水的水窖) 、坡池(水塘)、茅厕(老式厕所)、干农活用的三子扒子„„那简直就是中原地区民俗博物馆——但一切都失去了并继续在失去,想起都令人心焦却无奈。我和我的祖先以及我孩子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我现在已经很难拿出实物给我的孩子讲得清楚。高速公路有个路口就是以我们的村子命名的,水泥路也通到了各家各户的门前。一层的平房已很少见;偶尔摆在那里的一层,主人家也准备往高处续盖。几万、几十万的小汽车,有的家庭不止一辆。或许是年龄的缘故吧,对有钱,有权,还是有什么,我已经很难会倾心去羡慕了。我非衣锦还乡,当然也不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故乡于我,我的名字,饭后或偶有提及者。这本是一个常人的分量。我与故乡,却远没有这么轻松。我从故乡回来有一段时间了,我的几位亲人,总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抓着我的心。他们如同长在我身上某处的血淋淋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劳累了一天的骡子,会跪下前腿,伏下身子,躺在地上打个滚,站起来,抖一抖,既解乏又甩掉皮毛上的尘土使自己舒服一些。 对我的亲人,我不能有所帮助,我能象骡子那样,抖一抖,使自己稍微轻松一些吗?在这次回老家之前,我曾想,找个饭馆,由我做东,请亲人们坐一坐,叙个旧,表个情。事后看,这已成了奢望。对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分散居住在多个村子里的亲人,我无法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了。而且,探望就那样匆匆,遑论其他。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身份上,我都不再能左右自己,倒是哥嫂一家请我们到了一次农家乐。没有能够与几位亲人一对一地、从容不迫、漫无边际地交谈,从这个方面讲,这次回去的意义算是聊胜于无吧。故乡已不是我想象中的故乡,我也身不由己地跟着故乡在改变。再细细想想,我的故乡也许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只是我对故乡久违了。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不习惯于怨天尤人。我宽慰着自己,无论什么事情总要有一个过程。问题积累得多了,呼吁的人多了,国家有能力了,一切都会改变的吧。每当苦闷时,我经常会朝着已经过去的30年、40年往回看,总能从中找出希望;然后再往前遥望即将到来

的30年、40年,我就仿佛听到了历史车轮巨大的轰鸣声,也深信没有谁能够阻挡这强大的滚滚洪流。于是,便欣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