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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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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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摘要:联系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作品会发现其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本文从其“个人经历”和“他人影响”两个方面来阐述沈从文的一些偶然经历对其创作小说的必然影响。研究其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不仅可以了解其步入文坛的复杂心路历程,还可以把握其创作小说的独特性。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创作 偶然 必然

沈从文在《水云》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生命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决定后天的命运。”[1]95笔者从此看出其进行小说创作的初衷有偶然性因素,进而研究其小说创作,发现这些偶然性因素却对其创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响。本文将从“个人经历”和“他人影响”两个大的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一、 个人经历

(1) 幼年时期

沈从文在6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私塾,但他的作品却不是正统的模样。原因在于他并没有接受私塾的正统教育,从小就讨厌读书,经常逃学。他“常常把书篮寄放到一个土地堂的土地菩萨身后,托她保管,却洒脚洒手跑到十里八里远的乡场上去看牛马牲口交易,看摆渡和打铁,看打鱼榨油和其他种种玩意儿”[1]404。他因为逃学被迫换了四个私塾,但是即使老师用鞭子打得再重,他还是会找机会逃学。他觉得私塾里的书本太过于陈旧,外面广阔而新鲜的世界才是他所喜爱的。他认为“从生活中学到的永远比从旧书本子学的,既有趣味又切实有用得多。” [1]404

幼年时候不懂事的逃学顽童生活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事,只是沈从文身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但他逃学期间见识到的生活这本“大书”却对他的小说创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响。沈从文说他的逃学,从另一角度看,可说是他“正想尽办法,极力逃脱那个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养成‘禄蠹’的囚笼,而走到空气清新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诸官觉,进行另外一种学习。”[2]388这种自我教育的方式不仅让他读了一本内容无比丰富而充实的大书,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的知识;还鼓舞了他于二十岁时两手空空去北京阅读一本篇幅更大的新书。这些幼年时期的偶然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了他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偶然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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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必然影响了沈从文在那个时期显得十分独特的小说创作。

沈从文幼时逃课也不全是关注市井生活,他也有小孩子玩儿的天性。他会和同街比邻的坏小子一起,脱光身子从悬崖高出向河水中跃去,在河水中泡上一下午,有时候会碰上六月例行的行雨。在这个时候,他“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3]184

沈从文一面看雨一面温习过去的经验只是他的习惯,是一种偶然,但在他十五岁以后,他的生活同一条辰河产生了联系,他在那条河流边住了约五年的日子。从汤汤流水上,他“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 [3]185沈从文在这条河边扩大了想象力,思考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很多事。没想到这种偶然的思考习惯却对他后来的创作造成了深刻而必然的影响。他后来虽然是离开那条河了,但是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他最满意的文章也常是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甚至在他所写的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也全是他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3]183

(2) 少年时期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经历了一段近乎流浪的岁月,15岁高小毕业后辍学当兵,剿过匪,扎过营,经历了很多分分合合甚至滥杀无辜的场景。但这些生命中的偶然性事件,却深深地体现在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这样写道:”对于农民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不隐讳这点感情。” [4]后来部队被神兵突袭全军覆没,他被遣散回家,做了统领官陈渠珍的书记。这段时间的创作沈从文自己是这样评价的:“在军营里作书记时,我学得一种老守在桌边的‘静’,过去日子又似乎过的十分‘闲’,所以就写成了那么些小说故事罢了。”[5]

沈从文虽说自己的这些经历写进小说只是一种偶然,一种消遣,实则不然。这些流浪的岁月中的经历都是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根基”。“他的家乡是湖南,好奇进取,遇见转机就转,是有地方的特性。任清而善适应环境,所以不悲观,多感而不钟情,所以不颓废,行己而‘不耻’,不学而有术,这都是个性的特异,硬练就一副结实的人格。”[6]205毕树棠对沈从文的评价正可以看出其小说创作的成功不是偶然,不是一蹴而至,而是“作者久写小说,文笔独特,习惯成自然,有simplicity 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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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沈从文的这段岁月:“这一段流浪的岁月,对沈从文后来的写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为他可以从此获得不少见识和刺激性的经验,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他增加了对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7]因此,沈从文偶然的流浪生活也是影响他后来小说创作的必然性因素。

二、 他人影响

沈从文的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贵人相助”,这些人,有的给他启蒙,有的让他迅速成长,有的给他精神上的支持,有的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因为逃课的原因,小学私塾的学习对沈从文的影响不大。但沈从文为当兵之后去芷江投亲,亲戚中娘舅和姨夫二人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他代为抄写,于是学会了作旧体诗和临小楷帖。姨夫还是熊希龄的胞弟,因此他在熊府有机会读到许多林(纾)译小说,其中狄更斯的作品对他后来从事创作产生了久远影响。小说《顾问官》就是受狄更斯的影响而创作的,沈从文体会到“面前这个社会许多部分都正在发霉腐烂,许多事情都极不合理,远比狄根司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英国社会还野蛮恶劣”[1]411。当时一位胖大头军法官和一个在高级军僚中极不受尊敬,但在本地商人中称“智多星”的顾问官,是沈从文作品的忠实读者,殊不知沈从文在《顾问官》中讽刺的就是他们本身。生活中这些人陪司令老师长坐在官厅里玩牌的偶然事件和偶然读过的狄更斯的作品却影响了沈从文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内容和风格。

后来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时,替陈渠珍保管大量古书和文物,也便涉猎,获得了很多知识。在书记处的同事中,沈从文年纪特别小,但是幻想却特别多。《聊斋志异》、《镜花缘》、《奇门遁甲》等书都扩大了他幻想的范围。沈从文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这样说道:“继续推之向前的力量,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成功希望,还不如说是相去遥远、另一时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励。由《楚辞》、《史记》、曹植诗到‘桂枝儿’小曲,什么我都欢喜看看。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外国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2]374在他进行创作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文字风格和艺术风格,不仅仔细分析契诃夫或者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也同时注意到中国唐宋小说表现方法、组织故事的特征。”[1]419到自己能独立动手写短篇时,最大的注意力,就是“求明白作品给读者的综合效果,文字风格、作品组织结构,和思想表现三者综合形成的效果。”[1]420

受“五四”余波的影响,沈从文只身一人从湘西去往了北京。刚到北京的时候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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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没有,想要投靠的亲戚又不接纳他,他穷极无路就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因此还专门跑到他住的简陋地下室去看他,事后还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来鼓励他。初到北京时,沈从文的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他“并不迷信宗教,却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的篇章”[2]372。从偶然获得的这两本书的反复阅读中,他学到了写小说的要诀:《圣经》教会了他如何抒情,《史记》教会了他如何叙事。这些方法对其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必然的影响。沈从文后来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公开感谢郁达夫,徐志摩,胡适之等人,并说:“如果没有他们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8]

这些看似平常的偶然事件和不经意出现的人物及其作品,实际上都一步一步在将沈从文引向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在不同的层面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目的,创作的内容,以及创作的手法都有必然的影响。沈从文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偶然经历却能在冥冥之中造就一个优秀的作家,并且成为其小说创作的必然因素。在沈从文去往北京这个转变之前,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但在转变之后,他“仿佛一条猛兽穿林越谷,登上一座山峰,回头一望,好一片世界也!”[6]207

沈从文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导致其身边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增加,而这些偶然性事件冥冥之中将其引向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影响了其小说创作的独创性。研究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偶然和必然,不仅可以了解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背景,还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创作或者分析他人创作时思维的发散和创新。但是沈从文又是一个在创作的过程中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在创作初期沈从文接受的文学创作方面的方法技巧还很少,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进行创作,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者方法套路,仅仅是用他的笔写他想写的故事,其创作的偶然性在这个时期很突出。慢慢走上文学的道路之后,他也开始渐渐掌握文学创作的脉络,创作成为了一种谋生的工具,或者增加了其他的功能。这个时候,创作小说的必然性因素突出,于是后期的创作没有初期那种明显的独创性,而是“进入了人民队伍里”,成为他过去深深希望的‘公民’之一员,“踏踏实实,大步向共同目标走去”。[1]423因此在其创作后期,创作小说的偶然和必然体现并不明显,这也是笔者研究该问题的一个疏漏,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探究其后期小说为何缺乏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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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2(散文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5,404,411,419-420,423.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6(文论)[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88,374,372.

[3]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83-185.

[4]沈从文.边城 题记[A ].学生阅读经典 凤凰于飞[M ].上海:文滙出版社,2005.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7(文论) [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6]毕树棠.从文自传[A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 [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205-207

[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9(小说)[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