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蒋日围绕华北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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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蒋日围绕华北的斗争

他依然相信,与之前一系列的华北地区冲突一样。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

七七事变原本是几年内一再出现的华北问题摩擦。

卢沟桥事变如何突破常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于次日得到确切报告。但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令他感到惊奇的事件。自从1933年长城以来,日本人在华北制造的大小矛盾冲突实在太频繁,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日本人在华北挑事,推动华北独立运动,试图将华北分裂出去已经是摆在桌面上事。而每次经历冲突、对峙、妥协之后,双方总能缔结一份协定,在这样的协定中,日本总能依靠实力前进一步,但中国也总能守住大部分可以保护的主权。因此,在经历过过去4年间平津地区发生过的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后,蒋介石已多少有些见怪不怪了,也没感到特别紧张。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介石决定和战的关键。对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在蒋看来,此一事变毫无疑问和以前的一系列冲突一样,是日本人为推动华北独立刻意制造的。而它可能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

蒋介石这么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日本这时驻扎在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团6000人,且事变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和本土陆军也都没有什么异动。相比之下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势力相差悬殊,日军在这种实力差距下挑事实在不是明智的。这正是蒋介石估计日本当不至有计划借机对华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反,蒋介石倒是一直对何梅协定中央军和中央势力被迫退出平津耿耿于怀。因此蒋介石也正想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央军重回河北地区。蒋介石此时考虑问题的重点,并不在和战,而在乘此机会能使中国在新的一次“华北事变”中重新立于更主动的地位。既是为表明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也是为中央军重回河北制造理由,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几乎马上就下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及中央军李仙洲的第21、关麟征的第25等6个师的部队动员并北上。

7月10、11两日,蒋介石得到情报: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也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了增兵华北的计划。

对此,蒋不予置信。他依然相信,与之前一系列的华北地区冲突一样。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非进兵河北不可。

7月16日,蒋介石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发表宣言的问题。对此宣言可能的利弊影响,蒋的估计是: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宜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因此,他断定:我表决心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

从这个角度上说,蒋介石的这篇庐山讲话,实际上并不是用来对自己人讲的,倒是主要用来说给日本人听的,用来“感动倭王”。要让日本人明白,真打起来,中国人是会拼命的,对日本不会有任何好处。

高层的军政部与外交部会商结果,则一致表示慎重,强调绝交宣战于中国不利。驻日武官连续向国内发来电报,报告日本近卫首相决定“谋和平”,并派密使来华,请求切勿使事件扩大成为真正的大战。正在英国争取借款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电告蒋介石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以国际情形论,难望任何国家切实助我,在美与儒堂兄费尽唇舌,仅得美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得调解人;俄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

军事方面,众多将领反复表示战争准备尚未完成:“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虽然显然中国这边没有做好准备,但蒋介石注意到,这时平津日军虽有动作,但增援未到,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因此蒋更信日本准备未足,中国应及时显示强硬态度和亮肌肉,以影响日本当局和战心理。所以蒋介石力排众议,决定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还信心十足地在日记里写道:“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

庐山讲话发表后,国内各民众团体态度激昂,纷纷主战。但蒋介石这时对卢沟桥事变只想局部解决,并不想引发大战--事实上,直到此时,卢沟桥事变后双方的行动尚未超过长城抗战以来一华北系列冲突的框架,若此时双方还在此框架内活动,就此了局,不过是另一个35年华北事变而已。因此蒋介石对发布此一强硬谈话的后果却毫无把握,内心里自然不安。谈话公布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猜测:“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教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次日早晨,因无日方强硬回应的消息,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半猜测半自得地写道:“倭寇之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今日尚无最后通赚或坚强动作,则我国以精神战胜者,可得十之八。”

可日军不管“精神战胜”不断的增兵,让蒋介石也感到了不安。22日晚,南京方面才解到,宋哲元在11日即已与日方达成过一个停战协定,即规定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责任者;中方撤退卢沟桥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中方并保证取缔蓝衣社及一切抗日团体。23日一早,蒋介石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宋哲元昨日发来的停战协定三条。会议最后决定通知宋哲元:“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之前还一直在放出强硬姿态,高调宣布应战的蒋介石此时一变为赞同宋哲元早在事变开始就持的立场--主和。

究其原因蒋这时正处于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之中。基于前车之鉴,蒋相信,按照之前的既有经验妥协,必定会带来比几年前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扰。但强硬,中国又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之所以冒险硬一下,蒋介石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与其妥协退让更不得安宁,不如干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样准备不足的日方做出让步。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日本虽也无全面开战的计划和准备,却还是很快集中起10个陆军师团大举增兵中国华北,大有强行夺取华北数省之势。注意到大战危险临近,蒋介石到底还是不能不向后退缩了。他虽然明知宋哲元这个过了十几天的妥协条件未必还有什么效力,却像面临没顶之灾的落水者那样,还是幻想这根稻草可能将平津危局缓和下来。让事件在之前几年已经成型的既有模式下了局。

蒋介石甚至还为自己的这一后退设想了一番“威武雄壮”的台阶,他记道“民国廿四(1935)年七月,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人皆优惶,一若第二伪满即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谁知今日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之一日,此相隔两年时间耳,若再加我两年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朝鲜亦必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中央军重新回到了华北,哪怕此时妥协,也不是一无所成,尚可向国人交代。

蒋之转向妥协,很大程度上是对态势的观察:日趋险恶。驻日总领事报告,日本除留本土5个师团和留朝鲜1个师团外,其他本土7个师团和在满洲的3个师团,均向华北出动。一旦如此庞大的兵力齐集河北平津,战争势难避免。平津日军此时行动规模明显扩大,24日午后蒋紧急召见徐永昌,称“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吾人准备务于一星期内完成云云”。蒋介石同时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矣”。此时,蒋介石对和平解决卢案的前途基本绝望。

26日开始,平津形势急转直下,得到增援的日军大举进攻。29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天津亦行将失守,蒋介石接报大呼“可悲孰甚!”开始改变对苏联的高度戒备心理,紧急部署联俄外交。蒋介石自称“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一着真能够对日本有所牵制,就达成目的了。

至此,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华北事变规模和性质的努力告以失败,“华北事变”向“中国事变”极速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