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班主任》有感
初二 读后感 1668字 1044人浏览 C盈盈16

《班主任》以一个清醒着的有强烈责任心的班主任张老师的眼光,道出了“四人帮”对我国青少年的毒害。不管是“心地单纯、品学兼优”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还是被称作小流氓的宋宝崎,二者看似对立,但他们的幼稚和无知却有着惊人的一致,由内而外,至上而下,以小见大,整个社会因“四人帮”的恶行而疯狂,落后,愚昧,麻木,没有理智。

《班主任》正面暴露了“文化大革命”对个人和社会所造成的严重不幸,通过对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心灵扭曲、变形的中学生的描写,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祸患在于对人们心灵的戕害,引起疗救的注意,彻底否定十年“文化大革命”。《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作家们终于从样板戏的镣铐中解放出来,他们想要直面”文革”,控诉“四人帮”的累累罪行,但是对于残酷无情的”文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想要写出自己的风格,写出自己心中的话,但又疑虑当时的政治和环境是否允许他们这样做;又或许,被”文革”残害的他们的心中已被冤屈,孤独和恐惧填得满满的了吧,他们的心灵沉甸甸的,他们等待自由等了太久,而最后终于自由的时候,他们已经无话可说。作家们彷徨与焦虑,文学应该何去何从?这一切造成了”文革”结束后文学界的沉寂局面。

刘心武,一个从正面把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的人,他的《班主任》喊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写出了别人不敢写的字,吼出了别人心底的哭声和怒声。以此为开端,文坛上涌现出一批直面人生苦难,对十年文革浩劫进行血泪控诉,揭露极“左“路线给人们精神上的创伤的作品,这些作品形成一股潮流,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和人们心灵的强烈共鸣,被称为“伤痕文学”。

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不仅有“外伤”,更是有精神上的“内伤”。而这些伤害加在孩子的身上便显得格外的突出和令人痛心疾首。《班主任》便体现了这一点。宋宝崎把《牛虻》念成《牛亡》;当老师问他这两个字的意思时,他面部没有表情,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对面在玻璃窗外扑腾的一只粉蝶,极坦率地回答说:“不懂”;他把《辛稼轩词选》读成《新嫁车的词儿》;他和伙伴一起给书上的插图画画,认为画得多运气就好;当他偷觑到老师的愤然时,他便马上说自己不该看黄书。他的这些举动正是罪恶的“文革”“兽道”为其烙下的“外伤”。小说中宋宝崎的对立人物谢惠敏是一个具有纯洁而高尚感情的女孩儿,她坚决捍卫“决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当老师叫带头穿上短袖时,她虽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当老师问她怕不怕宋宝崎时,这位少女是这样说的:“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她看见《牛虻》里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哎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书!”;当她听到石红问老师看《牛虻》应该学习些什么时,她的心怦怦直跳;她拒绝去听石红讲《表》,因为报纸上没有专门宣布《表》是一本好书。所有这些畸形僵硬的想法不正是“文革”“神道”的遗祸吗!《班主任》中,与宋宝崎的“外伤”相比,作者对谢惠敏精神上的“内伤”倾注了更多的思考。因为“内伤”更需要倾注全力加以治疗。

我们读《班主任》时,文革时期的种种蛮横和专制历历在目,我们为那些孩子感到深深地惋惜。那么,作为作者,刘心武在写这篇小说时,是饱含着怎样的痛苦和辛酸,是对四人帮充满着多深的仇视和憎恨?刘心武说:“在写《班主任》时,我只是觉得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我凭着一种真挚的责任心,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提笔勾勒着我所熟悉的人物,呼唤人们警觉起来,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班主任》为我们展示了“四人帮”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损失,“四人帮”不仅糟蹋着中华民族的现在,更残害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它引起人们的反思和觉醒,开创了伤痕小说的先河,是新时期短篇小说的新起点。但是《班主任》里面也微微透露出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仍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如专政机关对宋宝崎不分青红着白地严厉审讯和带强制性的训斥。另外,《班主任》中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痕迹,即歌颂现在的领导组织和方针政策。如文中对“四化”建设的美好想象,对党支部的信任和支持,对相信政治政策的号召等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