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血荐轩辕——论留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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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以我血荐轩辕——论留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

周棉

留学生是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它在近代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毛泽东早就指出,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敏感,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相比,这一时期的留学生群体不仅有其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新思想、新文化,还由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残酷现实和环境所致,具有比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比拟的反帝救亡意识。

当时有人指出:“欲不使金碧山川黔然黯然,长掩没于腥风血雨之中;欲不使千余万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乎游学。”因此,出国留学的人们一开始就深深地为救亡意识所支配:先救亡图存,挽中华五千年文明大厦之将倾,然后更新发展,使东方雄狮再度啸傲于世界,乃是大多数留学生的共同心愿。所以,虽然作为个人的留学生之出国动机、政治倾向、国家意识、民族感情、学术思想、专业特长千差万别,需要具体分析,但就群体而论,忠于祖国母亲,热爱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却是其出国学习,回国效力的主导精神。

一、大多数留学生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出国,有较自觉的为国争光的意识,出国后又能够如饥似渴地学习,而且在学成以后纷纷回国服务,显示和增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

如果说,甲午战争前的留学生如容闳、留美幼童以及福州船政学堂的赴欧留学生,因时代尚未开化及年龄幼小等原因,出国时还大都缺少自觉意识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后,随着列强野蛮贪婪的割地狂潮,出国学习以救亡图存已成了举国上下的共识:“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之出洋,乃如求药之人。”抱着“求学以求药”之精神,试图通过留学来寻求救国救民之良方的出洋者日益增多,即使对昔日待之如徒弟的日本,也不得不屈驾忍辱东渡以求师问道。

2 留日人数从1896年的13人猛增到1908年的8000余人,费正清称此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出洋运动”。像黄兴、宋教仁、于右任、陈天华、秋瑾、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鲁迅、李书诚等都是这期间出国的。曾参加辛亥革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回忆说,他留日时刚结婚几年,有一子一女,“实在不忍分离,但是为了挽救祖国危亡”,“我没有因儿女私情动摇上进的决心”。鲁迅在日本所写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也正是这种爱国精神的体现,并且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使命感依然不减。1935年,钱学森出国时的心情是:“中国混乱,豺狼当道,暂时到美国去学些技术,他日回来为国效劳”。

由于把留学与挽救民族危亡,建设新中国联系在一起,大多数留学生都能勤奋刻苦地学习,一部分人还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据袁同礼编《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统计,在1905一1960年的55年中,共有2761人在美国的88所大学,而且大多是美国的名校获博士学位。在这些留学生中,1948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后又留在大陆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就有:秉志、姜立夫、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庄长恭、茅以升、马寅初、曾昭抡、竺可祯、侯德榜、张孝赛、金岳霖、冯友兰、赵忠尧、李方桂、邓叔群、俞大绂等。另外还有周培源、钱学森、潘菽、侯学煜、邓稼先、杨石先、傅鹰、袁翰青、汤飞凡、江泽涵等杰出人物。

更需肯定的是,那时的留学生们不管学业如何、待遇如何,都能学成回国,很少滞留海外,国家的观念特重。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共载出国留学生1152人,其中学成回国者有1132人,回国率达98%以上。像上述诸位院士、学部委员等,在海外大都已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受到了国外某些学校、部门的器重,但他们根在中国,魂系华夏,都先后回到了多难的祖国。例如物理学家、教育家周培源1946年受聘于美国海军之前,就明确告诉对方:不因受聘而加入美国籍,而且时间只能到次年他加入中国学术代表团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为止。后来,时间一到,他果然携带家小回到了清华大学,虽然身为教授,年薪仅为300美元,而当时他在美国的年薪为6000多美元(相当于现在的8万多美元) 。有的留学生还是克服了重重阻挠之后,才得以回国的。钱学森回国的经过已众所周知,此外,像中科院院士毛汉礼、王世真、林兰英等,也都是冲破种种束缚之后才得以回到

3 祖国的。还有的留学生因国内需要,不等拿到学位就提前回国了,如天文学家王缓绾即是其中之一。对此现象,笔者曾访问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2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95岁高龄的陈岱孙先生,问及当时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爱国,他说:“这很简单啊,我们当时就是怕亡国,怕当亡国奴,想早点回来为国家做点事。”作为过来之人的陈岱孙先生真是一语中的。国家在先,乃留学生们的精神支柱和归宿。

回过头来看,甲午战争前早期赴美赴欧的留学生,虽然因时代和年龄的原因,出国时的思想仍然很受局限,但祖国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和西方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依然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陶铸成学有所成的爱国者。如容闳,作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由美国传教士带去美国学习纯属偶然,但他在孟松学校毕业,欲考耶鲁大学,经济上陷人绝境之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回国后必须当传教士作为条件的资助:“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竞学,无论何业,将择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他曾替同学当炊事员,帮助别人管理图书,而“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在耶鲁大学曾两次夺得英文竞赛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1854年,他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又不遗余力地为派遣幼童留美,为振兴中华培养人才奔走。早期赴欧学习的学生之表现亦相当出色,如首届留欧学生有14名在法国学习,其中1人因刻苦攻读,积劳成疾,最后咯血病故,其余13名都取得了能胜任总工程师的文凭。其中,魏翰、陈兆翱还得到了可与法国海军制造监工并驾齐驱的评语。他们的勤奋、刻苦与聪明,就连担任留欧学生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热情、聪明和观察力,都值得赞扬。”对此,出使英、法、比的清朝大臣薛福成更是深有感触:“近年出洋学生,试于书院,常列高等,彼亦知华人之才力不后西人也! ”而且他们都全部回国,有所贡献。

由上可见,为国学习,学成回国,这是从容闳就开始的中国留学生的优良传统,是100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的主流。

还应指出,有的留学生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国,但不能简单地否定他们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如中科院名誉院士杨振宁博士虽在1945年就出国留美,但在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之后即回到祖国大陆访问,以后又与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博士、数学大师陈省身等多次回国讲学,为祖国的科技、教育献计献策。又如

4 丁肇中博士,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克服了种种阻挠和刁难,不用英语而坚持用中文致谢词,并且一改让妻子坐其身后的惯例而让父亲坐于身后。像这些行为,无不表现出海外留学生们眷念祖国母亲的情怀。

二、大多数留学生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有捍卫祖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思想,在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非常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抵抗外侮的气概和顽强坚韧的生存能力。

其中,中国最早官派的公费留学生——留美幼童,首先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声撼中外的壮怀激烈的悲歌。因清政府的腐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能完成学业就被强令回国。回国以后更是受到冷落乃至歧视,但是在1884年的中法马尾海战中,他们中不少人英勇地参加了战斗,薛有福、杨兆楠、黄季良等人壮烈牺牲。同年12月12日,美国驻华公使在致美国国务卿的信中也不得不表示敬佩:“在此次中法福州事件中,一批由美国返回的学生,现在中国政府服务者的英勇表现是最引人瞩目的„„这批洋化学生都表现了高度勇敢的爱国心。” 确如留日学生、著名的护国将领蔡锷所说:“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上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以呼啸叫号,发起击钲,声撼大地„„皆惧为亡国亡民,皆耻为丧家之犬。”而留学生由于身居海外,更直接感受到弱国病夫所受到的凌辱——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等在作品中曾多有记述,因而反帝爱国的立场态度也更为坚决、鲜明,在多次反帝爱国运动中,留学生大都自发地成为先锋和主力。其最要者就有:拒俄运动;反对“取缔规则”运动;反对“二十一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武装侵华的行径更加疯猛。虽然有极少数寡廉鲜耻的留学生沦为卖国贼,但大多数留学生纷纷以不同的形式投入了保家卫国的民族战争,事变后二天,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全体代表大会,议决全体归国,发动民众抗日,10月,归国者即达2300余人,其中就有王亚南、艾思奇、张友渔等。当月17日,留英学生发表《告全国人民书》,主张停止内战,对日经济绝交,组织反帝大同盟。1935年,北美中国学生会举行年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936年以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国内外留学生的抗日团体层出不穷,多达几十个。大批留学生放弃了深造的机会,回国赴难。一些留学生不惜抛妻别子回国抗战,最有一名的当如郭沫若。因为在回国之前,他已受到了日本刑士和

5 宪兵的监视,为防不测. 他写下了“遗言”,感慨当国家需要自己效力之时,自己已失去了自由。

那时,不同专业的留学生们,都在不同部门、不同地方为抗战而尽心尽力。如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西南联大,是留学生出身的教师相当集中的地方,为了抗战,为了中国的未来,他们大都以极其坚忍的精神忠于职守,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林家翘、朱光亚等后来杰出的科学家,还在极其艰苦的恶劣条件下从事科研,如赵忠尧、周培源等取得的一些成就,赢得了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的敬重和称赞。又如留学生出身的文艺上作者. 利用多种形式为抗战摇旗呐喊。著名戏剧家、留日学生田汉以“发扬民族精神,鼓吹抗敌情绪,消火汉奸思想,减除宗教迷信”为宗旨,一面组织抗战戏剧运动,一面直接利用传统戏剧创作以反侵略为主题的剧本,如《岳飞》、《江汉渔歌》等,影响极大。而留学生出身的科学家. 尤其是从事物理、化学和工程技术的教授、专家们,大都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各种实际生产和应用的研究。如严济慈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先后制造出1000多件无线电发报机上稳定波频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中国军队和盟军使用,为此他在1946年获得当时中国政府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有的人甚至冒着极大的危险,在敌后从事抗日活动,例如中国现代物理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叶企荪教授,“七七”事变发生后,毅然放弃了去国外休假研究的机会,带领学生钱伟长等在沦陷区的天津为我游击队制造炸药,为冀中抗日根据地装配和输送无线电发报机而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胡刚复博士,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就自发地日夜守在高层楼顶上,利用上海交大的仪器,观察日军旗舰“出云”号的位置和行迹. 向十九路军报告,对中国守军击伤敌舰帮助极大,为此,他获得了十九路军的纪念奖章。许许多多的留学生还直接参加了抗日的武装斗争,像朱德、左权、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叶剑英、叶挺、聂荣臻等皆是名震遐迩的抗日名将;有的还为国捐躯,如东北抗日联军的赵一曼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都英勇地以身殉国。这说明,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独立的原则问题上,政治倾向不同的留学生也都是一致的。

还要提及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还有一共留学生投入保家卫国的战争,如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就中断了当时在哈佛大学的学业,回国担任了志

6 愿军总部的翻译,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乔冠华则是中国参加板门店会谈的代表,留学苏联的毛岸英则成为第一批抗美援朝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