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名词解释
初一 议论文 13709字 1132人浏览 小净哈哈

中国教育史名词解释

学在官府

“学在官府”,又称“学术官守”,是西周教育制度最重要的特征。西周统治者明确规定,教育机构必须设于官府之中,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中有文字记录的法制规章、文献典籍以及祭祀典礼用的礼器全部掌握在官府,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接触,造成“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现象。其重要标志是官师合一、政教一体。官师合一,即官吏既有行政职责,又有教学的任务。政教一体,即当时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尚未分离。

六艺教育

六艺教育即以“六艺”为基本教育内容的教育,起源于夏代,商代有所发展,西周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和充实。“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可分为,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

礼乐是六艺教育的中心。礼乐密切结合,“乐所以休内也,礼所以休外也”,作为统治阶级,礼乐必修。礼的内容很广,凡政治、伦理、到的、礼仪皆属礼,以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没有礼。乐的内容包括诗歌、音乐、舞蹈。乐教是当时的艺术教育,具有多方面教育功能。 射是指射箭的技术训练。御是指驾驭马拉战车的技术训练。

书指的是文字,数指的是算法。书数是文化基础的知识技能,作为“小艺”,安排在小学学习。大学比小学的程度提高,学习的课程内容也有变化,大学列入计划的是《诗》、《书》。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所著名学府,是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上的重要创造。稷下学宫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历史影响。 历史条件:时代发展,统治者变革需要,网罗人才;齐国经济条件;养士之风

性质:官家举办而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二重性);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于一体,兼有咨议作用的高等学府

特点:学术自由(自由辩论;不治而议论;学无常师);待遇优厚;管理规范(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

历史意义:学术发展;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精神;出色教育典范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有教无类”,意思是指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它作为私学的办学方针,与贵族官学的办学方针相对立。官学以贵族身份为入学受教的重要条件,以此保证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有教无类”打破了贵贱、贫富和种族的界限,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学而优则仕

孔丘提出由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这条培育人才的路线,可以简括称之为“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此话虽为子夏所述,但确实代表了孔丘的教育观点。

“学而优则仕”,把读书与做官联系到了一起,做官成为人们学习的动力,这一口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和笼络人才的手段。

“学而优则仕“口号的提出,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学而优则仕”与“任人唯贤”路线配合一致,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准备条件,它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反映出了一定的规律性,直到现代还有实际意义。

《大学》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儒家重要典籍之一。《大学》是儒家学者论述大学教育的一篇论文,它着重阐述“大学之道”——大学教育的纲领,被认为与论述大学教育之法的《学记》互为表里之作,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和人文色彩,表现出较强的逻辑性。经宋代朱熹整理,被列为“四书”之一。

《大学》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称为“三纲领”:第一条重在修己;第二条重在治人;第三条是最终目标。这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最明确的概述,称为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纲领。为实现大学教育的三个目标,《大学》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朱熹称为“八条目”。修身是中心环节,指人综合修养过程。格物致知被视为“为学入手”、“大学”始教“,这一阶段着重于对客观准则的体会和把握;诚意、正心则更进一步,深入到人的意志和情感中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个人完善的最高境界。

《大学》的特点首先在于强烈的伦理性和人文色彩,无论是作为大学之道的“三纲领”还是教育内容的“八条目”都着眼于人伦,以个人道德和社会政治的实现为目的,表现出了较强的逻辑性。八条目前后相续,逐个递进而又相互联系,体现了过程与效果的统一。 《中庸》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主要阐述了先秦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修养问题,提出了“中庸之道”,与《大学》互为阐发,亦为“四书”之一。它的基本思想是发挥儒家折中调和的思想,即中庸之道。提出“尊德行而道问学”,初步接触到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与掌握文化知识的关系问题,认为二者是相依并进的,这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论述主要问题有:

性与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首先指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本质,率性就是要遵循人的潜在的善,使之得到发扬和扩充。其次,认为人性要得到保存和发扬就要靠教育。

中庸。《中庸》进一步对中庸思想做出了阐发,其意为既无过,也无不及,不偏不倚,“两端执其中”。《中庸》还赋予了中庸以“中和”的新意。中庸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在此是一种道德修养,为人处事的准则和方法。中庸的准则要求人们行事最大限度的妥协,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在此把学习过程概况为学、问、思、辩、行这五个步骤也是前后相续的,也是对先秦儒家的学习过程的发展。《中庸》的基本精神和《大学》是一致的,即要从人的天赋善性出发,借助学习与修养,充分发挥这种本性,又进而由己及人。

提出了两条教育途径。其一是发掘人的内在天性,达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就是“自诚明,谓之性”,或称“尊德性”。其二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求知,以达到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或称“道问学”。

《学记》

《学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中国教育史上和世界教育史上一部最早、最完整的教育专著,因此被人称为“教育学的雏形”。一般认为它是思孟学派的作品,大约成文于战国时期,是先秦时期儒家教育和教育活动的全面总结。《学记》主要论述教育的实施,其着眼点偏重于教育过程内部的关系,涉及教育作用、政策、制度、方法等各个领域,首次从理论上对教育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总之,《学记》对有关教育学的基本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 教育的作用和目的。《学记》本着儒家的德治精神,首先看到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教育视为政治的最佳手段,提出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思想,表现了对教育作用与目的的基本看法。其次是它看到了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学记》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为喻,指出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学制(中央到地方的学制系统)与学年(两段、五级、九年);视学与考试;教育教学原则(教学相长,尊师重道,藏息相辅,豫时孙摩,启发诱导,长善救失) 太学

兴办太学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措施。太学是官学中级别最高的学校。太学是世界教育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博士设弟子,标志着太学的正式设立,同时也意味着在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50人,此后太学规模不断扩大,东汉时盛极一时。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博士的首席在西汉时称仆射,东汉则改为博士祭酒。两汉对太学生的称谓有“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太学生”等。博士弟子来源有二:一是由太常选拔京都或京郊内年龄在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50名,作为博士弟子,即正式的太学生;另一种时从地方上(郡、国、县)选择,标准时“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选送京都太学,“得受业如弟子”,这是一种非正式的特别生。

太学时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机构,教育的大权为朝廷把握,利用这一手段进而控制着学术,这是地主阶级在政治是走向成熟的标志。

设科射策

太学的考试基本上采用“设科射策”的形式。“策”是指教师(主考)所出得试题。“射“是以射箭的过程来形象描写学生对试题的理解和回答过程,正如王充所说:”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科”即是教师(主考)用以评定学生成绩得等级标记,从优到劣依次分为甲科、乙科(有时也分为甲乙丙三科或上等中等下等等)。学生所取得得成绩是授官的依据,通常甲科(上第)为郎中,乙科(中第)为太子舍人,丙科(下第)为文学掌故。西汉一年一试,东汉则基本两年一试。社科标准最后完全以通经多少为依据。 科举制度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试历代封建王朝借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是由察举制演化而来的,在吸取察举制历史经验得基础上,经过一定的调整改进,最终形成科举考试制度,中国考试制度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科举考试制度的特点是:个人自愿报考,县州逐级考试筛选,全国举子定时集中到京都,按科命题,同场竞技,以文艺才能为标准,评定成绩,限量选优录取,以这种方式方法选拔国家官员。

科举制度是一种选官制度,它破除了士族豪门对政权的垄断,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使原来封闭的政权向庶族士人开放,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社会基础。

庆历兴学

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兴学运动,史称“庆历兴学”。内容有三:

一是普遍设立地方学校。

二是改革科举考试制。规定先策,次论,次诗赋,罢帖经、墨义;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试断案。

三是创建太学,运用苏湖教法。

熙宁兴学

宋神宗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主持的兴学运动,史称“熙宁兴学”。措施有四:

一是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

二是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

三是恢复和创设武学、律学和医学

四是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

此外,王安石还主持了对科举考试的改革。根据他的建议,熙宁四年二月,正式下令飞出明经诸科,进士科罢诗赋、帖经、墨义,试以经义、论、策。

崇宁兴学

宋徽宗崇宁元年蔡京执政发起的兴学运动,史称“崇宁兴学”。主要内容有五:一是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二是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三是新建辟雍,发展太学,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和“积分法”;四是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五是罢科举,改由学校取士。

三舍法

“三舍法”是王安石改革太学时的一条重要措施,主要内容是: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个程度不同、一次递升的等级。学生初入太学居外舍,学习一年,考试合格者升内舍;内舍学习两年,考试合格者升上舍;上舍学习两年,考试合格者任以官职,即不再经过科举考试而是直接授予。“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考试制度,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太学的教育质量;同时又将上舍考试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融养士与取士于太学,提高太学的地位。“三舍法”是对中国古代大学管理制度的一项创新,不仅对宋朝的学校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苏湖教法

“苏湖教法”是北宋胡瑗在苏州和湖州任教时所创的教学方法。胡瑗在苏湖两地进行教学时,改变当时崇尚辞赋的学风,转而重经义以及时务,在学校中设经义斋和治世斋,根据学生专长和爱好分斋而教。经义斋学习“六经”,治世斋学习治兵、水利、算数等,使学生各择一专业再兼学一专业。教学方法也与传统的死记硬背不同,而是以明体达用,培养有实际才干的人才为目标。胡瑗这种“明体达用”的教育主张,受到范仲淹的赞赏,遂再庆历兴学期间,诏请“下湖学取胡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苏湖教法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科教学,而其开了主修和辅修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极大。

六等黜陟法

“六等黜陟法”是清朝针对地方官学生员的管理建立起来的生员定级考试制度。学生的考试成绩分为六等,有相应的奖罚措施,一等补廪膳生,二等补增广生,三等无奖无罚,四等罚责,五等降级,六等除名。其基本特点是对生员实行动态管理,生员的等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学业成绩或升或降。把生员的等级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有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六等黜陟法”是在明朝“六等试诸生优劣”的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比明朝的方法更为周密、成熟,也更为有效,可以说,这是清朝在地方官学上的一个重要创新。

监生历事

“监生历事”是明朝国子监的一种教学实习制度。历事指到监外历练政事,其中“事“指”吏事“,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到政府各部门“先习吏事”,以锻炼和考查其政务才能。考核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中下等者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才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除了中央政府各部门外,历事监生也被分派到州县清理良田、督修水利等。明朝监生历事制度可视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教学实习制度。使学校培养人才与业务部门使用人才制度直接挂钩,有利于促进学校教学,提高人才素质。 书院

书院使我国封建社会自唐末以后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北宋到清代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和教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起过重大的作用。

书院始于唐朝,有两类:一类为中央藏书机构,另一类为个人读书治学之所。书院唐末萌芽原因:官学衰落,士人失学;我国私人讲学的活动源远流长;佛教禅林的影响;印刷发达,书院的兴盛和宋代的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是有密切联系的。唐末因官学衰落,在佛教禅林的影响下,书院出现授徒讲学活动,成为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但书院作为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兴盛则在宋朝。

宋朝实现国家统一后,统治者定下“兴文教”的策略,最初急功近利,只重科举,忽视观雪,书院便乘隙而强,既满足了读书人的求学要求,又为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当时社会环境安定,也为书院的出现提供了发展空间,宋初出现六大书院: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嵩阳和茅山,这些书院先后受到朝廷褒奖,或赐院额,或赐书,或赐学田,甚或兼而有之,社会影响较大,因而著名。

南宋重科举,学校有名无实,理学成熟,闽学、湖湘学和心学等学派勃兴。各派大师讲论自己的学术主张,积极创设书院,书院发展达到极盛。南宋书院发达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有密切关系。他呈报朝廷,请求修复,自任洞主掌教,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南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确立,它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发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但官学化倾向已经出现。《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体系的书院学规。

元朝对书院采取保护态度,书院数量更多,总计有408所,但官方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书院渐失其淡于名利,志在学部修身的初衷。元朝书院以儒家经书和理学家著作为教材,还教授其他学科,如医学、数学、书学和蒙古学等,颇具特色。宋元书院对当时的文化教育和理学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白鹿洞书院揭示》

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呈报朝廷修复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掌教,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其中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的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揭示了教育的宗旨,展示了人们为学的方向,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这样就把世界观和政治要求、教育方向以及进行学习修养的途径都结合起来了。内容包括一下五个方面。

一是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二是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三是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四是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五是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指的是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们人将朱熹关于读书的经验和见解整理归纳成的六条方法。具体内容指: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且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随人分限所及”

在如何进行教学上,王守仁提出了“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所谓分限,是指学生的认识水平和限度。他认为,儿童时期是人一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儿童的身体、智力都处于形成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年龄特征。因此对儿童的教学必须依照这一状况,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来进行。他把这种量力施教的思想,概况为“随人分限所及”。他还认为儿童教学“寿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因此,教学应该留有余地,使儿童不会因学习艰苦而厌学,而乐于接受学习。

“随人分限所及”包含两层意思:对不同的人来说,因材施教;对每个人而言,循序渐进。 “公其是非与学校”

黄宗羲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公其是非于学校”。这种教育思想集中反应在《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他认为学习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在学校中由大家共同来议论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将学校办成监督政府、指导舆论、代表民意的机关,树立“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的新观念。这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这种性质的学校,其实已经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可以说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

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是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最初是作为外语学校设立的,发展成为一所以外语教学为主,兼习哥们“西学”的综合性学校。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实施班级授课制的官办新式学堂,于1862年6月正式开学,后来增设了天文、算术馆(即科技馆),1869年以后又不断增加了物理化学、德文和其他的课程,建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这是洋务派最早创办的外国语学堂。其主要特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

“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是洋务派实践活动额基本方针,在洋务运动的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其主旨是在突出“中学”主导的前提下,肯定“西学”的辅助作用和器用价值。

京师大学堂

早起改良派人物郑观应已有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思想。1896年刑部侍郎李瑞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1986年,随着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康有为重申此议。同年,光绪帝就开办京师大学堂一事六下谕旨,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遂委托梁启超草拟学堂章程奏上,光绪帝准奏,派为管学大臣,经孙推荐,朝廷任命许景澄我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

按照章程,京师大学堂的教育原则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吸血并重会通,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为必修,普通学修完后选习专门学一至两门即可,考核方法依西例,用积分之法。它既是实行教育的季候,也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 与原《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划相比,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封建性明显加强。因为正值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办之时,清廷政变,新政停止,它虽得不废,但规模较原计划大为缩减。1898年底,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1900年8月,因义和团入京,学堂停办,民国初年,改为北京大学。

创办意义: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引起清廷朝野的广泛重视,也反映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学生入学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系统规定,为近代新学制的制订提供了摹本,是我国学制史上的一个新起点;所开创的统辖各省学堂的规章制度适应了当时教育发展的需要,在中国教育行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过渡性的作用;所确立的师法日本的办学方针影响了清末民初中国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

壬寅学制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以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的系统的学校制度,是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学堂章程》,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关系。1902年为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由张百熙主持拟定,包括一系列的学制系统文件。它虽经正式公布,但并未实行。学制主要分为三段七级。

癸卯学制

光绪帝二十九年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颁布执行。这个章程规定了学校系统,除制定各级各类章程以外,还制定了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光绪二十九年为葵卯年,故这个学制也称葵卯学制。它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

葵卯学制纵的方向把整个学程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其宗旨在于“培养儿童有浅近的知识,并调护其身体”,分为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共三级13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宗旨为“高等专门之始”,仅设中学堂一级,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到4年,通儒院5年,共三级11到12年。儿童从七岁入小学堂到大学毕业,学制总年限长达20-21年之久。横的方面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以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庚款兴学”

从1909年起,美国将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中国,并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即“庚款兴学”。美国通过庚款兴学,达到了把中国的留学生引向美国的目的,使中国留学生的流向结构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壬子癸丑学制

葵卯学制颁布后,虽然有过修改但是仍然有批评意见,民国政府成立后由于政体的变化,需要制定新的学制,在参照日本学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形成了民国新学制草案。在教育部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有关方面决定重订学制,于1912年9月颁布《学校系统令》,称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补充了这个学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葵丑学制,也称“1912—1913学制”。

壬子葵丑学制仍然保持以小学—大学教育为骨干,兼重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的整体结构。这个学制规定整个教育期限为17年或18年,公分三段四级。初等教育二级,其中初小4年,男女同校,高小3年,男女分校。中等教育设中学校4年。高等教育设立大学,6年或7年。小学之前有蒙养园,大学之上有大学院,均不计入学制年限。从横的方向讲,也分为三个系统,除普通教育系统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二级,相当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实业教育有乙种实业学校和家中实业学校,相当于高小、中等教育阶段,还有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教育阶段。

壬子葵丑和葵卯学制相比进步:年限缩短,有利于增加劳动人民受教育机会;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魂;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地位;在课程改革上取消忠君尊孔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生产技能训练,改进了教学方法,反对体罚,要求联系儿童实际,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壬子葵丑学制作为民国第一个学制,较全面反映了资产阶级教育要求,是民国初期的中心血脂,至1922年学制出现以前,有过局部调整但是整体框架不变,较以前的学制来讲有很大的稳定性。

“五育并举”

1912年初,蔡元培发辫《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根据专制时代和共和时代对教育的不同要求,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成为制定民国元年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该文章系统的阐述了五育各自的内涵作用和相互关系。

军国民教育。主张将军事教育引入到学校和社会教育中,让学生和民众受到一定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学生生活的军事化,特别是体育的军事化等。国际国内形势要求。

实利主义教育。即是“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密切教育与国民经济生活的关系,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使教育能发挥提高国家经济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国际国内形势„„

公民道德教育。即“教之以公民道德”。蔡元培尊重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在摒弃封建道德专制性和等级性的同时,汲取其中有利于资产阶级道德建设的养分。

世界观教育。世界观教育为蔡元培所独创并被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培养人们立足于现象世界但又超脱现象世界而贴近实体世界的观念和精神境界,“使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着”,“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

美感教育。美感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紧密联系。蔡元培认为,美感“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世界观教育是引导人们具有实体世界的观念,但不是靠简单的说教可以实现的,其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美感教育,利用美感这种超越利害关系、人我之分界的特性去破除现象世界的意识,陶冶、净化人的心灵。所以,美感教育是世界观教育的主要途径。大

力提倡美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

蔡元培认为五育不可偏废,其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为体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德育,美感教育可以辅助德育,世界观教育将德智体三育合而为一,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办学方针,这是指导北大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蔡元培认为大学的宗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但又不是只研究某一家的学问。他认为,大学之大,就体现在“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为此,他在学术上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一方面重视图书馆建设,广泛收集各派文献资料,使北大图书馆藏书之丰在全国高校首屈一指;另一方面就是网罗各方面人才来北大执教,聘用教员的唯一标准就是学术造诣。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1922年新学制

1922年的学制,在1919年就开始拟定讨论了。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对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的学制草案稍加修改,于同年公布施行,此学制被成为“壬戌学制”,也称新学制。又由于采用的是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故又称“六三三学制”。

七项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学制体系与特点:

1922年的学制与以前的学制相比较,在指导思想、整体结构和具体条款上都有独特的长处和显著的进步。新学制以儿童身心发展为依据,采用美国“六三三”分段标准,将整个学制分为三段。从纵向看,小学4年,其中初级小学2年;中学6年,其中初中和高中各3年;大学4~6年。小学之下有幼稚园,大学之上有大学院。从横向看,与中学校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

学制还有四项附则:为使青年个性易于发展,得采选科制;为适应特殊之智能,对于天才者之教育应特别注重,其修业年限得变通之;对于精神上或身体上有缺陷者,应施以特殊教育;对于年长失学者,应施相当之补习教育。

1922年学制特点:按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划分教育阶段是中国近代学制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小学缩短年限更趋于合理与务实;中等教育改制改善了大学与中学的衔接,初中与高中的分级增加了办学和学生选择的余地,在中学施行选科制和分科制以适应学生的差异性发展;职业教育对普通教育的渗透有利于在各个层次上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是自身具有更大相对弹性和多样性;师范教育种类增多,程度提高,设置灵活;取消大学预科有利于大学进行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

该学制的主要缺点是在移植美国综合中学学制上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因而在实行中困难重重,收效甚微。本欲加强的方面,如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反而被削弱,因而于1932年以后停止实施。但新学制的产生是一种历史进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战时须作平时看”

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一方面采取一些战时的教育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1938年4月,在全国抗战的热潮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涉及教育的条款有:“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

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同时还制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了战时教育的九大方针和十七项要求。九大方针为:三育并进;文武合一;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精粹,以树立民族自信;加速自然科学研究,以应国防与生产急需;社会科学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适合国情;各级学校目标明确,谋求各地均衡发展,普及义务教育依原计划按期实现,有计划地实施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十七项要点则更为具体地规定了教育实施要求。这些教育方针政策成为战时教育的指导性原则。

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统治区大批学校陷入沦陷区。为保存教育实力,国民党将一批重点大学和中学整体迁移到大后方,中华民族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校西迁。西迁后的大学进行了调整重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辗转长沙,迁入困民,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南洋工学院迁往陕西汉中,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抗大”

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所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抗大以“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房展,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他的校训是1938年8月由毛泽东题词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学风是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工作,边战斗,在战争的第一线学习、锻炼。“坚定不移的政治放心”是抗大教育工作的首位,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是抗大教学工作的中心一环。康达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有理论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学习中共党内斗争的文件,提高党性意识;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深入工农群众,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向工农学习,向实际学习等。抗大也创造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生动活泼的教育方法,如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活”的考试。

“全人生指导”

“全人生的指导”是杨贤江有关青年教育的思想,是指对青年给予全面的关心、教育和引导,使之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健康发展,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具体则包括人生观指导、政治观指导、健康生活的指导、劳动生活指导和公民生活指导。这种以革命人生观为核心的德智体美劳群全方位的教育,称为“全人生指导”。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的核心是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并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全人生指导最重要的原则是提倡自动自律,培养青年的主动精神,让青年做自己的主人,教育只能居于指导地位,不应包办和强制。这些思想对当时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影响深远,而且对当今教育改革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活教育”

20世纪30年代末,陈鹤琴提出教师“教活书,教书活”和学生“读活书,活读书”的“活教育”主张。1940年,陈鹤琴筹建省立试验幼稚师范学校,附设小学、幼儿园和校办农场,开始“活教育”试验。1941年,创办《活教育》杂志,标志着影响全国的“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及其运动的开始。

活教育在长期的试验中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三大目标、四个步骤、五指活动、“死”“活”教育的十大区别、十三条训育原则和十七条教学原则。

或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而做现代中国人则有要有健全身体,建设能力,创造能力,能合作,要服务五个方面的素质要求。或教育的目的论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现代中国人,表达了陈鹤琴对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变革的追求。陈鹤琴认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不能把儿童限制在学校这所“只是的牢狱里”和困在书本的世

界里,而要到大自然和大社会中去寻找“活教材”,那才是“直接的书”。因此他提倡采取活动中心和活动单元的形式,即包括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科学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儿童文学活动的五指活动。“做中脚,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是教学的基本原则,“做”是学生学习的基础,也是教学论的出发点,它强调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直接经验。他提出的十七条教学原则都是以学生的“做”为基础的。在教学中鼓励儿童自己去做、去想、去发现,是激发儿童主体性的最有效手段。活教学的四个步骤是实验观察、阅读思考、创造发表和批评研讨。

“小先生制”

陶行知认为“小孩也能做大事”,小孩不仅能教小孩,甚至能教大人。他提出了“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即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地教给别人,而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教自己的学生做小先生”、“穷国普及教育最重要的钥匙是小先生”这以教育思想将文化知识不断绵延推广。“小先生制”是为解决普及教育中师资奇缺、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教育困难等矛盾而提出的。

“生活教育”

“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挥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1936年,陶行知总结生活教育具有“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六大特质。1946年,又总结为“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性的”四大特质。

“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方法论问题。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是生活之三方面,而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同时,教学做合一是生活发,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具体包括“

要求在劳力上劳心

因为知是行之始

要求有教先学和有学有教

反对注入式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