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镜像的故事呈现与经验主义写作
五年级 记叙文 4952字 86人浏览 s6o6

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吹不响的哨子》表现出了不俗的实力,是当前“新乡土”写作的新进展、新收获。

“新乡土”叙事的价值取向。之所以使用“新乡土”这样的新名词,不是隐含地意味在此之前的乡土叙事就是旧乡土,而是着眼于乡土社会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时代新质。肇始于鲁迅先生的启蒙主义乡土叙事,中国现代文学开启了中国乡土叙事的现代性进程。在启蒙视野里,中国乡土社会一直处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而乡土的现代性历史不是自发的主体性行为,而是需要精英阶层的引领启蒙。后来,“救亡压倒启蒙”,启蒙现代性中断,倒是在夹缝中成长出审美现代性的历史性游离,既游离于主流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游离于启蒙现代性的国民性批判,体现出乡土诗意性的生存,可以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另类审美存在。延安、解放区、建国后的阶级性乡村,是政治与历史意识形态建构的乡村叙事,同时也以自身的权威话语与叙事模式深刻左右着、改变着乡土的生存图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土叙事的新启蒙又开启,韩少功、王安忆等持续发力,某种意义上接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之后就是历史的深刻转型,计划向市场的蜕变,整个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启蒙现代性还是远未完成的现代性,只能以潜隐的方式时断时续,但已远非时代的主潮。转型期,乡土叙事也多呈现的是世俗现代性,但也有例外,张炜就一直肩执审美现代性的旗帜,构建他世俗社会的“葡萄园”。“清洁的精神”、“葡萄园”并不能抵挡天空的灰霾和人性、道德的溃散。新世纪开始,乡土叙事又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可以底层叙事,因为乡土依然承载着中国绝大部分的苦难;可以问题叙事,乡土的问题层出不穷,留守女人和儿童就足以震慑世人,斫伤历史;可以诗意叙事,毕竟乡土还残存着传统的守望„„陈斌先未必有这样的乡土文学史自觉,他的“新乡土”写作也未必对现代以来的乡土叙事做过系谱学考察,他的乡土叙事价值源于他的艺术直觉和深厚的生活积累。如是,其乡土叙事“新”在何处?无论作家有意或是无意,文集中的大多数篇目都能将叙事主题嵌入农村新现代性的时代进程中加以观照。之所以称新现代性,主要是聚焦农村的时代新变: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农民工进城、家庭空巢、妇女儿童留守、乡土道德伦理式微、心灵创伤、人性的沉沦与挣扎„„现实问题的镜像与心灵内在的裂伤相互缠绕,可以说当下的乡村社会仍百般纠结,远未完成历史性嬗变。作家陈斌先很敏锐地抓住了乡土历史性事件、经历来呈现乡村新的历史性躁动,他一定程度接续了“五四”以来的乡村文学精神,其“新乡土”小说的意义也在于此。比如《吹不响的哨子》就是抓住了土地流转这样乡村标志性、时代性事件呈示乡村新现代性的愿景。在新的历史现代性面前,黄瘪子为代表的集体主义、传统价值观念遭遇现实严峻的挑战。在新现代性面前,以黄瘪子是新时代吹不响的哨子,但吹不响的哨子依然是哨子,哨子的象征意义非同凡响。此外,像《天街咋就恁么长》、《天狗》、《秀秀这个娃呀》、《乡村大客户》等展现了在新现代性的历史面前,历史变迁带来诸如传统、道德、人性、爱情的沉沦、变异与坚守,多层面多主题体现了作家的价值倾向与审美选择。

“故事”里的乡村社会镜像。作家许春樵说陈斌先的小说都有很好的故事框架,乡村社会的林林总总都被恰如其分地囊括其中。讲好故事是小说家的基本素质,故事的价值之于小说意义非凡,尽管传统却并未过时。想当初先锋文学如何进行故事的反动,放弃情节,追寻不确定的主题内涵,可后来,先锋作家余华、莫言、格非等还是回到了现实,回到了故事。问题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故事如何被讲述。高明的作家很擅长讲故事,但故事不是其真正目的,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以故事的形式彰显他的思想艺术抱负。就故事层面而言,陈斌先的中短篇小说无疑结构了很好的故事,小说成功之处不在于故事讲述得多么圆熟,而在于凭借故事给我们建构了乡村新现代性的生动镜像,在于塑造了一系列活色生香、原汁原味的乡村

人物。故事所呈现的镜像、人物远远大于故事本身的起承转合、波澜起伏。我们在读完小说之后,记住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里的人物形象、乡村命运与社会现实。《吹不响的哨子》里黄瘪子与王大麻子之间恩怨情仇的故事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潮流面前,黄瘪子所秉持的价值信仰与党性观念之间如何悖谬纠缠;《响郢》中董家和廖家的恩怨故事、妖怪皮的成长经历是用来阐释时代变迁所产生的变与不变,伤痛与欣慰。《天街咋就恁么长》中二娥的故事或经历,《天狗》中天狗的故事与命运都与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故事透露揭示的是社会历史新质所赋予人性的变异与救赎。陈斌先的小说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并非老套,文学叙事手法没有优劣之分,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作家充分发挥第三人称叙事的优势,注重故事叙述的节奏,每一个事件的进展都铺垫到位,水到渠成。小说擅长通过人物的行动刻画人物的心理,真切自然。故事展开的独特方式是采用非直接引语的对话推动,整本小说集,包括前此的《蝴蝶飞舞》与《知命何忧》,几乎找不到一句直接引语形式的对话,这是陈斌先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特色。所有的话语都经过了作家的讲述而非故事中人物的直接对话,这种对话方式打上了作家深刻的主体烙印,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作家的情感态度与道德取向。

“非典型”时代的亚典型性。我们生活在非典型的时代,当欲望狂欢、消费主义话语、解构主义、日常叙事席卷文学的时候,文学叙事的典型性追求必然式微。在非典型追求陨落的时代,亚典型的创作不是是否可能,而是应当担负着怎样的文学建构使命。可以说小说集《吹不响的哨子》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亚典型的人物,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非典型时代的亚典型创作意义何在呢?我以为既往的典型塑造由于过于追求典型的思想艺术高度,在环境塑造与人物塑造方面都容易极端化,所谓的典型往往就是在极端环境中塑造非生活化的“高大全”或“假恶丑”集于一身的人物。杂取种种人合成独特的“这一个”,非但环境特殊,人物的遭遇、命运也是极端戏剧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人物的真实性。而反经典的文学叙事则彻底消解了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重返鸡毛蒜皮的生活现场,人物往往是灰色的,没有理想的色泽,尽管有着所谓毛茸茸的真实。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并没有给读者带来温暖和希望,反而增添了沮丧甚或绝望。而亚典型创作,既一定程度保留了典型性写作思想艺术高度,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又能有效规避高度典型化带来的不真实性,同时在典型溃散的时代留给人们关于典型的怀念与追随。不仅如此,亚典型叙事还能矫正反典型时代人物的扁平化、类型化、庸俗化甚至符号化。陈斌先给我们在这个时代贡献了一系列亚典型性的乡土人物形象,这些形象还未能达到时代典型的高度,但非常具有代表性且意蕴丰厚,负载着特定时代的思想内涵,是特定时代的人物面相与精神表征,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艺术效果。比如乡村干部或准乡村干部的亚典型形象有李天(《行走的姿态》),何建(《铁木社》),何时老(《吹不响的哨子》,等。这些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具有一定的党性修养和意识形态观念,但这些教科书般的理论或政策很多时候对乡村社会现实无效,所以他们多数时候都是凭借着乡村传统或经验伦理来治理乡村和单位,有时还不得不略施计谋和权术,这是特定时代乡村干部的生存法则和政治宿命,他们无法超越。再比如乡村特殊人物的呈现,如《天狗》中的天狗,可谓乡村中的能人,乡村的红白喜事丧事都少不了他的鼓噪和弹唱,但时代的变化,在新的利益分配格局面前,他遭遇到从未有的失落。他的吃青皮、闹事、反抗没有什么崇高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平衡心灵的落差,即使他把弄来的钱给了黑孩盖房子,我们也无法觉出他的无私和人格高尚。但他的形象在乡土社会的转型期确实非常具有代表性,人物形象也鲜活饱满真实自然。《响郢》中的妖怪皮也是乡土社会生长出来的独特性人物。他的性格打上了源于乡村伦理特有的执拗与乖舛。他的人生际遇、情感之路和成长经历只有放到乡村现实的生存环境、历史演变中才能见出其形象的文学价值。值得称道的是,陈斌先还为我们形象地塑造了一系列乡村女性亚典型形象。《留守女人》中的香辣蟹,《吹不

响的哨子》中的达家嫂子,《秀秀这个娃呀》中的秀秀,《天福》中的嫂子,《天街咋就恁么长》中的二娥„„乡土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她们的生存性格,她们的故事或遭遇逐渐退隐了,她们的形象性格却在我们的脑海里长久地盘桓――可以说,小说的成功相当程度应归因于这些亚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 四

“资源型”的经验主义写作。陈斌先有着深厚的乡土生活历练与乡土感性经验的积累,这是他创作的优势,从目前来看,他的创作更加趋于深厚和稳健,处于创作的上升期。不难看出,他的创作基本凭借丰厚的生活积累,可谓生活“资源型”作家。这里不是否定他的艺术禀赋和才华,只是相比才华而言,他更擅长从生活实有的经验出发,是 “资源型”作家颇有成就的经验主义写作。他的生活范围基本处在县乡之间,长期在县乡基层任职,对乡土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的经验既有生活其中的鲜活性、亲历性和广泛性,又有着乡土社会沿革的历史“景深”。无论空间还是时间,广度还是深度,文化还是地域,他都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乡土的熟人社会,乡村的血缘伦理,乡族的婚恋情感,乡野的世道变迁,当下乡村的痛苦与希冀都在陈斌先的笔下娓娓道来,盈满温暖的回忆气息。在经验的统领之下,陈斌先小说可贵之处在于写作主体所体现出来的乡村问题意识、乡村社会关怀与人文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的乡村叙事不仅仅是乡土改革开放的文本实录,更是乡村各色人等的情感表现和心灵秘史。作为政府职员的作家熟稔他笔下的现实、生活和人物,敢于直面乡村的问题和疼痛,能够敏感地把握乡土转型裂变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题材和现象,在乡村镜像还原的过程中体现出作家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判断。作家在《吹不响的哨子》的序中写道:“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农村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进入乡村叙事,就像找到了自己的母题。有人说,童年生活决定作家的高度,阐述的道理可能是童年的记忆,它是作家叙述的立场,决定了一个作家的感觉和态度。”作家的经验写作揉进了作家主体的生存疼痛和叙事伦理。故事演绎的过程中既有作家的责任担当,更多的是作家主体精神的困惑迷惘。作家深知乡村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但他还是对乡村既往的传统无法割舍。只不过作家在文本中没有现身说法,而是通过小说的人物如黄瘪子、妖怪皮、何时老(和事佬)等传达作家的主体情怀。从叙事抱负上看,他的乡土经验主义写作既不是宏大叙事,也不是乡土琐碎的日常叙事,而是介于二者之间,以乡土的普通人物、事件来折射大时代的内涵;从叙事立场或角度来看,这既不是放大苦难的所谓底层写作,也不是与意识形态相悖的民间立场写作,而是作家主体置身其中的农村基层写作。基层是中国社会的根基,尤其是中国乡村基层更加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今乡土世界的颓败,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乡村关怀不仅是责任担当更是良心发现。当然陈斌先的经验主义写作不仅仅停留在乡村生活的表象,文本还有意识地向乡村的风俗人情、地域文化和伦理道德等纵深领域延伸。寿州、淮河、皖西的地域风情、文化俚俗、方言口语也较多地进入他的叙事文本,因此,他的乡村叙事地道、成熟、真实、自然,富于浓郁的乡土气息。

当然,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达到一定的高度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总会遭遇创作上的瓶颈,陈斌先也莫能例外。当前,以《吹不响的哨子》为代表的“新乡土”叙事正渐入佳境,也正因为如此,作家今后创作若要进入新的境界还需要着力在这几个方面努力超越:一是他的乡村故事的叙述还缺乏一定的张力,叙事动力还有些不足,稍显拖沓;二是其乡村叙事尽管有意识地与地域、文化接通,但内蕴还不够丰富,今后可以在接通历史、接通“存在”上着力,尽量写出地域的文化感,存在的历史感和现实的存在感;三是经验主义的写作还需要做进一步“形而上”的提升,可以将现实主义进行开放拓展,可以在经验层面的基础上增加想象空间,写出经验背后历史文化的纵深和其来有自;四是作家更应当心存高远,有更大的艺术抱负,具备清晰的文学史意识,写出乡土文学史中堪称经典的作品――倘如此,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