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话
初一 记叙文 5201字 259人浏览 潇洒521你

关于真话

在我们这块“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商店里很难买到真货,社会上更难听到真话,但人们买到假货常要求退换,听到假话从没有人要求赔钱。这可能是劣质假货的害处一目了然,轻则经济受损,重则人命关天,所以对劣质假货无不怨声载道,而假话对日常生活好像影响不大,说假话者既不必打草稿,听假话者也不必掏腰包,久而久之大家对假话都习惯成自然,许多人在假话横行的社会环境中还玩得很转。你看,人们纷纷跑到海外港澳抢购货真价实的进口奶粉,你见过有谁跑到海外去抢购进口的“真话”? 岂止不向别人“抢购”真话,送上门来的真话也全盘拒收,个中原因是人人都喜欢用真货,但并非人人都喜欢听真话。古代很多说真话的谏官,不是贬官就是丧命,唐代魏征能善始善终算是特例之一,那些对唐太宗与魏征君臣遇合的赞美,字面上是称颂太宗的器量,纸背后是羡慕魏征的命好。杜甫从左拾遗贬官多年后还在哀叹:“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这位伟大诗人会写诗但不会拍马,一板一眼地学习匡衡和魏征“抗疏”,不明白事非其主便言违其时,他失宠只是个时间问题,贬官华州司空参军要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的确,杜甫算不上真正的倒霉鬼,不知多少人成为说真话的冤魂。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就是其中之一。1942年3月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野百合花》,不过对当时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有点意见,对那里的特权主义有点牢骚,对共产主义社会有点理想化,伟大领袖便认定这是在“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整风时一口咬定“王实味是托派”,1962年在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又称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杜甫说真话只是丢了官衔,王实味说真话则丢了性命。从最近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可以看到,王实味文章中说的是真话,1986年党和政府也给王实味平了反,证明党也肯定他说的属于实情。但愿被害的人死后真有灵魂,让王实味能深切感受到天理昭昭;但愿在阴曹地府里的王实味冤魂,还能一如既往地谨遵毛主席的教诲,遇事照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五七年反右中有几十万读书人,响应毛主席“大鸣大放”的号召,向组织说了几句真话,给上级提了几条意见,不仅毁了自己的大半生,另外还搭上了儿女们的前程。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彭德怀,想到了林昭,想到了顾准,想到了张志新,想到了„„

在《真话集》里,巴金先生曾不无沉痛地说:“十年浩劫那段黑暗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说真话’就是其中之一”。巴老这段话很容易给80后的青年造成假象——好像“十年浩劫”之前大家都在说真话似的。很多人对巴金老人的《真话集》推崇备至,其实这本《真话集》并没有全说真话,至少上面这段引文说的就不是真话。人们“不说真话”的“坏习惯”,既不是始于“十年浩劫”,也不会止于“十年浩劫”。为什么巴老偏要说人们“不说真话”是“十年浩劫”才染上的恶习呢?他写《真话集》的时候,中央对文革已经进行了全盘否定,而反右只是定性为“有扩大化倾向”,延安更是谁也不敢非议的“革命圣地”,所以,批文革很保险,谈反右有风险,讲延安更危险。可见,巴老深谙“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密诀——他只在“某时”说真话,也只说“某时”的真话。真话中有假话,假话中藏真话——这便是他那本《真话集》给我的强烈印象。在名为《真话集》的书里,作者仍然不敢大胆地说真话,这才是我们时代最有喜感的“欢乐颂”。我没有半点责怪巴老的意思,他那一代人说真话的代价实在太高,他本人在各种运动中历尽磨难。说两句真话,赔一条人命,这种血本买卖有谁愿意做呢?

古人早就有“祸从口出”的告诫,季羡林先生也留下“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名言。对于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来说,“假话全不说”很难,“真话不全说”更难,前者难在我们达不到那种诚实的道德境界,后者难在我们拿捏不准该不该说的分际——什么真话该说?什么真话不该说?什么真话只能说一半?什么真话可以说全?这些都是“说话”的“高难度动作”,在我看来简直“难于上青天”,除非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的智者,大概很少人能熟练地掌握这种语言“绝活”。

更要命的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到底是在说假话还是在说真话,有时连自己也根本分辨不清,有时自己甚至完全意识不到。从我模糊记事到毛主席逝世,这十几年岁月给我留下最深的烙印就是饥饿,我直到十几岁看到米饭还流口水。但自己在中小学作文中,从来都是说“生在新社会多么幸福,长在红旗下多么快乐”!想到正在受苦受难的台湾同胞,有时还有一种时代的自豪感。自己身体一边在忍饥挨冻,口中一边说自己幸福温暖。并不没有人强迫我必须这样说,我本人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在撒谎,对这一切至今我仍然大惑不解。那时班上的同学同样都在饿肚子,同学们作文也同样都庆幸“生长在红旗下是多么幸福呵”!我从没见过哪个伙伴在作文中倾诉自己如何饥饿,如何寒冷,如何痛苦。老师并没有批评我们这样写太不诚实,我们也觉得这样写是理所当然。一回家就翻箱倒柜找东西吃,一看到妈妈就喊“饿死了”,一到学校就说“多么幸福”,一个小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转换为什么如此“老练自然”?显然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愚民教育的结果,从小就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真比狐狸精还要狡猾,这哪有半点“愚昧”的气味?

所谓“真话”,就是笔下之所写和口中之所言,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感。是什么原因让中小学生,在公众场合一张嘴就言不由衷?是什么文化让小孩从小就表里不一?俗话说“童言无忌”,是什么环境让儿童也心生畏忌?是什么力量让天真的儿童也不敢吐露真言?

在没有任何人胁迫的情况下,明明自己饥肠辘辘,作文中却要写“我多么幸福”;明明自己正冻得瑟瑟发抖,大会上偏要说自己“生活多么温暖”。并非我们都天生麻木,否则为什么在家里会对父母喊“饿”?并非中国儿童都是天生的怪物,谁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不会撒谎?这只是表明社会弥漫着恐怖氛围。最近出版的《毕业之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反动学生”的经历》(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一书,记载了文革前西安航空学院学生陈秉祺,1963年临近毕业时,因私下跟几个好友聊过甘肃家乡饿死人的情况,被好友举报后打成了“反动学生”,从此他就从“天之娇子”变成了“社会渣滓”。一个学生假如只知埋头读书,不热心学校的政治活动,就可能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而遭到批判,要何况说自己正在忍饥挨饿,那更是在“给社会主义抹黑”,要是定下“丑化伟大领袖,诬蔑共产党”的罪名,自己这辈子就别想有穿头之日,家人也肯定要跟着遭殃。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说谎话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说真话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可是,如果在自己家里只能说恭维话,家庭就成了家人的坟墓;如果在自己国家只能唱赞美诗,国家就成了人民的监狱。

家长的告诫,课内的教育,课外的熏染,正面的开导,反面的教训,外在的恐怖逐渐内化为小孩精神的恐惧,外面严酷的气氛慢慢给他们心灵罩上浓重的阴影,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紧张恐惧变成了他们的潜意识,内心畏畏缩缩最后又变成了生性胆怯懦弱。这是奴隶意识的一种生成过程,从小就养成阴柔怯懦的奴性,成人后就变成奴才的后备军——被打后还要声称“舒服”,被奸时还要假装高潮,被杀前还要“谢主隆恩”。一个习惯了奴隶生活的奴才,天生双膝就是用来下跪,天生双手就是用来鼓掌,天生一张脸就是为了陪笑,天生一张嘴就是为了喊爽。

我现在不了解中小学生在作文中是否敢说真话,但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儿童,与我们小时没有多大差别:说话还是央视的腔调,样子还是标兵的做派,活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我们儿歌的常见主题是“晒幸福”,最显著的特征是没有半点童趣,大家来听听红遍大江南北的儿歌《祖国的花朵》: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阳光下尽情唱着歌。

看我们幸福的生活,

像花儿五彩的颜色。

如此快乐幸福的儿歌,让“广阔天地”里无数留守儿童来唱可能非常动听,让众多辍学小孩来唱必定更加感人。

说假话一旦成为习惯,说真话就会十分别扭;说假话既然非常坦然,说真话肯定就很不自然。个人如此,国家亦然。大家不妨翻翻49年后的新闻报纸,差不多天天都是形势大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更是天天达到兴奋的高潮,张张《人民日报》都在“放卫星”:农业生产日以继夜地创造人间奇迹,水稻小麦产量连上帝也觉得不可思议,工人生产的效率更是史无前例,频传赶超英美的发明喜讯,不断突破科研的世界第一。直到今天,报纸仍旧是丰收的捷报,电视仍旧是胜利的凯歌,人们调侃央视“新闻联播”说:“前面十分钟英明领导工作很辛苦,中间十分钟中国人民生活很幸福,最后十分钟西方人民日子很痛苦。”更有人刻薄地嘲笑央视新闻说:“央视的新闻联播,只有日期是真的。”谎言公然招摇过市,真话就不能露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当社会群体都在撒谎的时候,说话会“卖关子”才算成熟,会“打太极”才算老到,而一针见血则是幼稚,吐露真言更是偏激。私下常与几个同事聊目前教育,大家无不痛心疾首,但在公开场合谁都“不愿多言”。前段时间,我写过几篇讨论大学教育问题的随笔,自己便成了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没想到小文章捅出大漏洞,一位好友笑我是惹事生非的“愤青”。顾名思义,“愤青”生理上应当年青,若不是为人实在太“嫩”,五十多岁的老头谁还会去当“愤青”?

四周空气中充斥着谎言,每个角落里怎么可能没有水货?社会上很难听到真话,生活中怎么可能会遇到真人?各行各业都在造假遮掩,神州大地上怎么会有真相?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从小不敢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长大后张口就只能吐出谎言;说假话要是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做起坏事来就一定没有底线。西安、吉林、湖北等地幼儿园,为了保证小孩出勤率以便多赚银子,长期给小孩喂兽药“病毒灵”。这几天大家都对此事极为愤怒。给小孩喂兽药的人,自己也无异于禽兽!只要能骗到更多金钱,宁可完全丧失人性。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昨天另一条教育新闻同样让我震惊:前南京市长季建业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学位论文为教授代笔,他本人甚至未参加论文答辩。过去人们诟病政府要人读博士是“走过场”,季建业干彻连过场也懒得走。这不是高官到大学“混文凭”,而是大学向高官“进贡文凭”。博士一毕业便在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第二年很快承接国务院“重点科研项目”。他的人大博士后出站报告被专家评为“视野广阔、观点新颖,具有针对性、创新性”。苏州大学的前身是东吴大学,与台湾的东吴大学是姊妹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更是我国的著名学府,一个历史悠久,一个根正苗红。作为社会象牙塔的大学竟然如此肮脏,大学里的博士生导师竟然如此堕落,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社会烂到了什么程度。如此卑微地向权贵献上文凭,与一个妓女给嫖客献上肉体有什么两样?把这样的大学博导和妓女扯在一起,真是玷污了妓女的“一世英名”。如果了解到有些专家教授是多么龌龊,我敢肯定妓女羞与这些家伙为伍。

前天官方报纸上追问:我们的社会信任到哪里去了?我倒想追问一下这家官方报纸:我们这个社会值得信任吗?

前文化部长王蒙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乳业协会会长说“现在是中国牛奶最安全的时期”,央视说“现在是中国最强大的盛世”,人民日报说“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我相信这些社会名流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官方媒体报道的件件都是实情,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在酒足饭饱之后,泡一壶台湾的

冻顶乌龙,等着当世的李白和杜甫降生,等着欧洲日本人来中国抢购奶粉,等着强占南中国海的菲律宾向我们下跪,等着一直抢占着中国钓鱼岛的小日本向我们求饶,等着美国人排队向中国大陆移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对社会现象多有批评,不是因为对社会有什么不满,而是对未来非常忧心。虽然先父有点小“历史问题”,党和政府从没有把我划为“黑五类”,青少年时期忍饥挨饿,中小学阶段学业荒废,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承受的命运,并没有任何迫害是针对我个人,自己从做学生到当教授,人生也没有经受什么特别的挫折和打击——申明一下,这里说的是真话。我在自己供职的学校工作愉快,学生们也很喜欢我的“麻城普通话”,我一直受到学生的尊敬和欢迎,在我们学科更感到十分温暖。我和政府一样希望社会和谐,国家稳定,民族强盛。可是,假如没有宽松的言论环境,人们就不能免于思想和言论的恐惧,不仅严重窒息了民族的创造生机,而且摧毁了民族的凛然风骨,更斫伤了乾坤的人间正气,敢说真话的刚正之士难以出头,最后只有满脸媚态满嘴谎言的阿猫阿狗满街走——再申明一下,这次说的也是真话。前天一位好友劝我说,你自己的生活工作都很如意,何苦还要发牢骚,何苦还要发评论呢?

有一则穷损古巴的段子说:一只古巴狗随船偷渡到美国,上岸时遇到一只美国狗。美国狗好奇地向它打听古巴狗的生活。古巴狗十分得意地说:“在古巴,我吃得饱,穿得暖,每天还有电视看。”“那你偷渡到来美国干什么?”“有时还想叫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