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歌——时代的歌
初三 记叙文 1829字 111人浏览 TombMB

我们的歌——时代的歌

1949届 孙传胜 姚曼华

现在五十岁上下的的知识分子,知道西南联合大学这所著名学校的人大概不少,但是知道联大校歌的恐就寥寥了。

西南联大校歌是距今五十年前,由该校中文系教授罗庸先写出歌词《满江红》后,再请张清常先生谱曲完成的(张先生后来还为联大附中、附小作了校歌) 。这两位作者都博学多才,为我国大学语言文学教育辛劳了一生。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迁,给云南留下了师范学院(即今云南师大) 。罗先生留任该校中文系主任,1950年在重庆勉仁学院讲学期间病逝,年仅51岁。张先生今年年初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病逝,终年83岁。

1937年9月,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于平津失守后南下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上课未满三月,又因日寇南侵于1938年初再度西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在千难万苦中,师长们满怀抗战必胜的信念,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

联大校歌便是以艺术的形式,高度浓缩了中外教育史上这一罕见的壮举。它激扬悲壮,是史诗,也是战歌,充分的抒发了联大师生员工与中华民族同兴亡共命运的决心,集悲愤、坚毅、乐观和战斗精神于一体。它不仅是一首出类拔萃的校歌,更是一首庄严优美的抗日歌曲;既属于联大,也属于全体人民——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

1943年秋,我们考进联大附中,很快就学会了联大及附中的校歌,并时常咏唱。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正象校歌所述“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附中的许多师长和同学都是由

北方流亡到滇的,因而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阵子,敌机仍不时来轰炸,校长黄钰生号召大家要坚定沉着,不惧敌暴。他说:“即使下石头下刀子也要上课”。因此,警报一响,师生就撤到城郊的小树林中上课,黑板则挂在树上„„在这样的条件下,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刻苦学习,师生间和同学间的感情十分亲密,——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充实而愉快的岁月啊!

我们的同学闻立雕是闻一多先生的次子,他很爱唱联大校歌,唱得也很有感情,立雕曾给我们讲过他们赴昆的一些经历:

闻先生是接到校方的快信后,于1937年10月丢下一家老小奔赴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的。不久,学校奉命迁昆,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乘车、船经香港,绕道越南入滇;另一路则徒步往昆。闻先生等五位教授和三百多名学生选择了后者。他们于1938年2月20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抵昆,历时68天,行程三千三百多里。关于这段长征,闻先生在家信中曾简单而诙谐地写道:“第一至第三日各行六十里,第四日最疲乏,路途亦最远„„”;“每日六时起床(其实无床可起) „„在不能下咽之状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为在晚七时晚餐前,终日无饭吃”;“至投宿经验,尤为别致,„„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而立雕兄妹五人和保姆,则由母亲带领,于1938年夏乘火车及汽车取道武汉、长沙、贵阳赴昆,在长沙碰上大轰炸,在湘西又遇土匪„„沿途饱受了劳顿和惊恐的煎熬。

校歌开头短短四句,“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凝结了联大多少师生和家属跋涉万里抵昆的无尽艰辛,闻先生一家的经历仅是其中一例,整首校歌意蕴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1944年,附中成立了合唱团,指挥恰恰就是为校歌作曲的联大中文系教授张清常。他指挥我们学唱了很多中外名曲,又一再教我们如何唱好联大校歌。经他分析讲解和细致的艺术处理,我们终将这首歌曲唱得很动人,很美了。

附中每年举行一次联欢晚会,合唱团的节目总是大受欢迎。最精彩的场面要数1946年“五·四”西南联大结束典礼大会上,张清常先生亲自指挥合唱团演唱《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了。这是由张先生的校歌为主干扩展成的变奏,由冯友兰先生作的引、勉词和凯旋词,我们怀着兴奋和惜别的感情,唱出了联大从抗战走向胜利的历程,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还没有见过哪个学校的校歌,是以这样庄严优美的形式来演唱的。

西南联大的成立和复原,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然而这校歌,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至今仍为校友们咏唱着。听说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阔别祖国数十年后第一次回昆,参观母校旧址,看到矗立在云南师大院内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时,不禁唱起联大校歌来。他从头到尾唱得那么动情,使陪同他参观的师大党委书记十分感慨

曾任联大训导长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查良钊先生说过:校歌“极为动听,全体师生无不永铭心版”。

是的,这首极为动听的校歌,全体师生无不永铭心版,并将世代传唱!

(本文作于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