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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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语》研究综述

据陈大康先生统计,1950年至2000年间,研究明清通俗小说作家、作品的论文共17831篇,其中研究清代文言小说的论文为1837篇,研究《聊斋》有1663篇,研究《阅微》者73篇,其他合计101篇(《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9月6日)。据曲金燕《20世纪清代文言小说研究述评》统计,近15年来,研究清代文言小说的论文为848篇,其中《聊斋》705篇,《阅微》51篇,《浮生六记》50篇,《子不语》仅11篇(《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44页)。

从论文数量上看,《子不语》显然颇受冷落,而且研究论著至今只有1部,即阎志坚《袁枚与<子不语>》(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袁枚”,主要介绍袁枚的生平、思想、文学主张及诗文创作;下编为“子不语”,主要介绍《子不语》的内容、人物形象及特色。)该书为“古代小说评介丛书”之一,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论著(该书下编概述云:“《子不语》二十四卷,《续子不语》十卷,共三十四卷,收集短篇故事一千二百余则,全书共计五十多万字。”此处的数量和字数均有明显错误。据王英志《袁枚全集》统计,全书实有一千零二十二则,字数不足四十万字。参见阎志坚:《袁枚与<子不语>》,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与袁枚诗文创作所引起的关注相比,《子不语》显得微不足道。直到2004年起,《子不语》研究才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8篇硕士学位论文(赵健:《<子不语>初探——袁枚照世之哈哈镜》,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张灵:《<子不语>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晏萌芳:《社会批判与游戏笔墨——袁枚<子不语>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何懿:《<阅微草堂笔记>与<新齐谐>的比较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杨倩:《袁枚<子不语>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张申:《<子不语>研究现状及资料价值考证》,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刘芸:《摘掉鬼神的面具——<子不语>中的神鬼形象分析》,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杨海凤:《袁枚<子不语>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这些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子不语》的传统看法,也为进一步研究《子不语》奠定了基础。

一、版本及小说观研究

《子不语》版本较多,但受到研究者关注却极少。1986年,申孟、甘林点校本《子不语》出版,其“前言”云:“本书版本,常见的有《随园三十种》本、《随园三十八种》本、《随园全集》本、嘉庆二十年美德堂刊本及《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这次整理,以乾嘉年间所椠《随园三十种》本为底本,原本《新齐谐》二十四卷,署乾隆戊申(五十三年)刻;续仅八卷,较它本少二卷。该本卷二十三、二十四似乎已经增补改编,非戊申原刻,如卷二十三《十三猫同日殉节》篇已记乾隆己酉(五十四年)事,而卷二十三总目标三十四则,实有四十二则(较它本仍少十四则),卷二十四总目标五十三则,实止四十三则(它本同);因据光绪十八年上海图书集成书局本校补。”申、甘二人对乾隆戊申本略有考证,但对《子不语》其他版本的情况未能作进一步介绍。

杨海凤的硕士学位论文《袁枚<子不语>研究》专列一节谈“《子不语》的编撰与传播”,不仅对《子不语》的编定时间作了推断,还对王英志先生的“误解”做了订正,在《子不语》版本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晏萌芳的硕士学位论文《社会批判与游戏笔墨——袁枚<子不语>研究》在谈到“版本与传播情况”时,列出的版本数目达十五种,遗憾的是没有任何说明性文字。张申的硕士学位论文《<子不语>研究现状及资料价值考证》虽专门列出一节谈“《子不语》的版本”,但也未作任何实质性的介绍。

袁枚的小说观主要见于《子不语·序》,虽屡屡被人提及,但明显重视不够。王英志在《袁枚<子不语>的思想价值》中说:“《子不语》的编著:一是于写作‘文史’正业之外的

‘自娱’‘游戏’笔墨,并不当作‘正经正史’来看待;二是所记内容很多是采集而来的,并非是凭空结撰的,当然它们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的,这也是清代文言笔记小说的共性;三是所记之事特别是鬼神之事,多为‘莫须有之事’,作者并不全信,所以说不为之‘所惑’,只是‘记而存之’。”显然,一是轻视小说之地位,二是说明材料之来源,三是强调虚构之手法,三个方面基本能概括出袁枚的小说思想,但仍有欠缺,尤其是袁枚小说“以妄驱庸,以骇起惰”之功能未能得到明确揭示。杨倩《袁枚<子不语>研究》第一章第二节“袁枚的小说观”则这样概括:“对小说地位的保守认识”、“肯定虚构:文体意识的自觉”,前者强调轻视,后者肯定虚构,与王英志观点极为相似但明显更为精炼。

杨海凤在“肯定了小说的虚构”之后,提出这样的观点:“袁枚虽仍未完全脱离视小说为„小道‟的正统观念,却肯定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这与王英志等人明显有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遗憾的是,袁枚小说观存在的矛盾之处均未得到说明。

二、思想内容研究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会反映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子不语》也不例外。

顾之川、顾大功认为,“《子不语》并不像前人否定的那样,一无是处,‘自当抽毁’,自有其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这就是:“影射现实,痛诋社会积弊”、“即情求性,反对禁欲主义”、“离经叛道,抨击科举制度”、“反对偶像,蔑视鬼神佛道”。(《论<子不语>的思想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第99-101页。)

时志明则这样概括:“对封建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反叛”、“对虚伪贪鄙的封建官场的嘲弄和抨击,对正直清廉官吏的首肯与褒扬”、“对无神论的宣扬,对佛道虚伪本质的揭露”。(《以妄驱庸 以骇起惰——论袁枚的志怪小说〈新齐谐〉》,《苏州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48-49页)

王英志说:“《子不语》中除了价值不高的奇闻轶事以及游戏文字外,亦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弊端、讽刺世态人情之作,且不乏讴歌人间真善美的作品,自有其严肃的思想意义,这都反映了作者思想观念中进步的因素。”基于这种认识,他从五个方面对《子不语》的思想内容进行了归纳:“人不怕鬼,人可胜鬼”;“不喜佛道,不信风水”;“嘲讽理学,鼓吹情欲”;“抨击吏治,褒扬循吏”;“贬斥八股,批判科举”。(《袁枚<子不语>的思想价值》,《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1期,第176页)

张灵的硕士学位论文《<子不语>研究》则概括有三:“关注个体生命,强调个体价值”、“对理学的批判,对传统观念的修正”、“矛盾的鬼神观”。

四者说法虽有不同,但内容较为接近,相比之下,王英志的概括更为精炼,影响也更大,而张灵的“个体”说则存在一定的新意。

此外,余雷的《<新齐谐>与袁枚的尊重个性思想》一文认为,《新齐谐》“鄙薄宋学,又不赞同考据之学”、“倡导直抒胸臆的词章之学”、“非难封建伦理观念,歌颂人欲的合理”、“蔑视鬼神的存在,反对非人间的偶像”,这一切均体现出袁枚的尊重个性思想。这是从一个方面进行论述,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只是由于时代关系,该文的某些观点已显落后。(《浙江学刊》,1983年第2期,第99-102页)

三、文学价值研究

侯忠义、刘世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说:“《子不语》在艺术上追踵魏晋志怪,文字力主简略,写法讲究记实,作品中大都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故事讲述人的姓名、称谓等,还保留着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写作格式。但另一方面,有的作品叙述故事委婉曲折,读后有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可以看出志怪小说的发展进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时志明也认为,《子不语》“风格质朴,语言平实,且叙事非常简约,大有六朝志怪小说的遗风”、“尽管说狐道鬼,荒诞诡怪,但在狰狞可怖的气氛中,作者一直在追求着一

种幽静典雅、凄清冷艳的审美意境”。

二说从语言特点、叙事风格、审美意境等方面进行归纳,基本抓住了叙事文学的艺术特征,但明显忽视了小说文体特有的因素——形象问题,因此略嫌不足。

赵健的硕士学位论文《<子不语>初探——袁枚照世之哈哈镜》也对《子不语》的文学成就作了概括:“文备众体,各呈异彩”、“戏言志怪,《齐谐》成镜”。前者侧重文体,但论述明显偏离《子不语》本身;后者看似全面,但论述层次不够清晰。当然,赵文以“哈哈镜”之“镜”“一照三界——神、鬼、怪”、“二照官场——官、吏、民”、“三照文坛——腐儒、鼎甲、秀民”、“四照孔学——宋儒、汉学、心学”,角度比较新颖,虽然在表述上严谨不足,但仍有一定的可观之处,值得肯定。

晏萌芳则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追求游心骇耳的审美效果”、“诙谐幽默”、“叙事简洁有致”、“语言浅近生动”。此说看似清晰,但与侯忠义、时志明等人的观点相比,明显缺乏新意。

孙雪梅在《另一个世界——〈新齐谐〉所构建的鬼神世界》一文中说:“《新齐谐》中对于鬼神世界的描写基于人类对死亡恐惧而又希望死者继续活着的双重心理,死亡与鬼神在被描写得阴森恐怖的同时,又把人物死后的生活描写得活灵活现。生与死在时间上的延续被转化为人间与冥间在空间上的旅行。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一个阶段的终结。”从分析鬼神形象入手,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袁枚笔下独特的“鬼神世界”,对解读其他相关作品也提供了某些借鉴。(《社会科学家》,2006年3月增刊,第232页)

四、比较研究

将《子不语》与《聊斋》、《阅微》等进行比较,前人早以有之。俞鸿渐《印雪轩随笔》云:

《聊斋》一书,脍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阅微五种》。盖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缋,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屑于描头画角,而敷宣妙义,舌可生花,指示群迷,头能点石,非留仙所及也。微嫌其中排击宋儒语过多,然亦自有平情之论,令人首肯。至于《谐铎》、《夜谈》等书,皆欲步武留仙者。饭后茶余,尚可资以解闷,降而至于袁随园之《子不语》,则直付之一炬可矣。(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3-504页)

俞鸿渐对“专为劝惩起见”的《阅微》颇为“醉心”,故而大加赞词,虽有夸大之嫌,仍能让人接受;但对《子不语》的态度是“直付之一炬”,连“饭后茶余”、“资以解闷”的作用都没有,显然有失偏颇。

《子不语》问世后,命运颇为坎坷,虽有作品自身之因素存在,但“因人废文”观念的影响无疑不容忽视。

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云:“清代作传奇及志怪书的风气又大盛,赫然占有社会势力者凡三大家:一为《聊斋志异》,以遣辞胜;一为《新齐谐》,以叙事胜;一为《阅微草堂笔记》,以说理胜。然以文学的眼光评此三书,则不能不推《聊斋志异》为此中‘祭酒’。”(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45页)此处也是采用了比较之方法,将三者各自的长处同时列出,简洁鲜明而又较为客观。

李志孝《〈聊斋〉与〈子不语〉比较研究》、《言鬼述异,各具情怀——〈聊斋〉与〈子不语〉比较三题》等论文也属比较研究,李文认为:《聊斋志异》和《子不语》“其形象多出现鬼狐妖魅,其内容多涉及因果报应和科举取士,但二者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佳狐佳鬼与祟狐厉鬼”、“善恶必报与善恶难报”、“对科举的批判”,究其原因,“这与蒲松龄和袁枚不同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创作动机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多理想,后者少热情;前者赞美封建伦理,后者怀疑否定传统;前者多情感渲泄,后者重理智张扬。”此种观点有其合理成分,也基本回答了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问题,但明显深入不够。

韩石《“恶”的展现:论袁枚和〈子不语〉》,虽然并不以比较为主要方法,但仍可归入此类。韩文认为,《子不语》与蒲松龄相去甚远,蒲松龄强调抒写主体,小说寓“孤愤”、热情和理想于一体,这些在《子不语》中“差不多消失殆尽了”,而所谓“游心骇耳”,就是“恶”。“小说对‘恶’的反映之深之广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制度、政治、宗教、风俗以及人性,不是散发着‘恶’,就是为‘恶’所污染,小说尤其还揭示了‘恶’常常给自己披上合理良善的外衣,叫人不以为恶。”无独有偶,李志孝《审丑:〈子不语〉的美学视点》的观点与此相近,“袁枚在其志怪小说《子不语》的创作中,多以‘丑’为表现对象,诸如人性之腐恶,道德之沦丧,社会之黑暗,世态之炎凉,以及佛道之愚妄,鬼神之不良,妖魅之为恶,占据了作家的主要审美视线。‘以丑为美’,是《子不语》的审美取向。”二说基本把握了《子不语》的审美倾向,但未能将《子不语》与具有相似审美倾向的作品进行横向比照,因此稍嫌薄弱。

何懿的硕士学位论文则将《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从题材、作者思想、艺术风格等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对探寻二者“创作上的旨趣和风格”,无疑大有裨益,但此种比较往往浮于表面。

综上所述,对袁枚《子不语》的研究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仍存在着较大的学术空间,可以作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入。

附:袁枚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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