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散文评论
初二 散文 6943字 713人浏览 343540698

面向灵魂的本色表演

——简论盐城六位女作家的散文世界

王玉琴

眼下我阅读的十多篇散文,来自清一色的女性作者。这六位作者中我与张晓惠、曹文芳有过一面之缘,其他四位尚未拜会过。这样也好,我透过她们灵心慧性的文字,走进她们真实的、广阔无垠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遥远的距离、真正的陌生,并不是万水千山、素未谋面,而是日日相见,却形同陌路、冷落冰霜。语言是这个世界上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它通过吟哦之声、点画之别、线段与流线,将浩淼无垠的宇宙空间、幽微难测的心灵图景、人类囿于生命长度而无从可知的前世来生,勾画得惊心动魄、惟妙惟肖。读者,也正是从他人逼真、精妙的语言文字当中,认识了过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体味到他们孤独而又丰富的心灵。我在阅读张晓惠、曹文芳、丁立梅、徐新华、吴瑛与钱树文的散文中,感到她们以神奇的文字,勾勒出了我从未经历却异常亲切的一幕幕往事,这些她人的往事,将潜隐于我内心某种不为人知的记忆呈现了出来。这,也许就是文学中真正的共鸣吧!

人是因梦而生存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之梦,具有爱而至死、死而复生的神奇力量。现实的冷峻因为梦的神奇和伟大,使得卑微沉沦的人生变得温暖而亮丽,人类追梦的过程中,或是一步步地超越了自己,或是一点点地遗失了自己。文艺理论家们在评价作家作品时,总孜孜以求于作家的“白日梦”,从而在“梦的解析”中探寻作家的文学心灵,探寻他们作品中或是与梦境相关的日神精神,或是与醉境相关的酒神精神。人生苦短,青春易逝,当我们长大或是迈入老境,追忆逝水年华,回味如烟往事,人生如梦的感慨,往往纷至沓来。对于女作家张晓惠来说,芭蕾梦总是她记忆深处永远真实、永远遗憾与永远怀念的艺术精灵。她的《舞蹈课》以一组文章即《爬墙头的女孩》、《血迹斑斑的红舞鞋》、《合欢花开》、《芭蕾的精魂》,再次回味了芭蕾带给她和那一代芭蕾女孩的伤痛与喜悦、梦想与遗憾。也许得益芭蕾这个高贵舞神的启蒙与熏陶,张晓惠的文字总是在娓娓道来之中将文字的优雅、情感的真挚与心灵的广博融于一炉。《血迹斑斑的红舞鞋》中的女孩淼,在冬日中刻苦训练,以致芭蕾鞋里血迹斑斑。然而,特定时代的政治风云左右了自由的艺术女神,淼因为家庭背景与家庭成分,无缘于《红色娘子军》的艺术舞台,血迹斑斑的红舞鞋没有留住淼的芭蕾梦。张晓惠将对时代风云与人生命运的感慨,凝结于一血迹斑斑的红舞鞋上,可谓举重若轻,又举轻若重。舞鞋上的累累汗水和斑斑血迹,又哪能止住淼对芭蕾梦无边的向往呢?然而这向往终究成了黄粱一梦。

正如张晓惠在《芭蕾的精魂》中所写:“地区一级的文工团演芭蕾终究是时代的误会”,消逝了芭蕾梦或是其他彩色梦想的女孩子,并不只有因为家庭出身不能走上舞台的淼。对于曾经拥有芭蕾梦的女孩来说,有的对梦中的芭蕾投以幽怨的一瞥,有的则以芭蕾的精魂指引着未来的人生道路。张晓惠在《芭蕾的精魂》中对芭蕾精神的描绘,使得她对芭蕾的理解达到某种哲学的深刻:哪怕只有一块仅供足尖立足的土地,也要昂首挺胸去展示一种飞翔的姿态。从古至今,善做幽怨文章的女作家可谓不甚枚举,那种“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止休”的幽怨诗文织就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底色。而阅读张晓惠的散文,可以在她细腻精致的性灵文字中,感悟一种新时代女性的豁达与深刻,从而体味到情感与思想的双重力量。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六位女作者中,徐新华是一位从舞台演员转为剧本创作的女作家。戏台上的风花雪月、生老病死常常使演员在转瞬之间经历强烈的情感动荡,戏中人生往往使演员对人生的理解异于常人。多年的舞台经验与剧本创作,使徐新华的散文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我的岸》书写了一个女性三段孤独的人生体验,其中感人至深的当为“我”在舞台上“死去”的场景,由于“我”做“死”的动作过程中拉伤了腰,故曲终人散之后,没有人发现“死”在舞台上的“我”,“我”在黑暗与静谧中体验着死亡的孤独与无奈、高傲与神圣。也许缘于徐新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艺术体验,她对人生的感悟透露出某种超越时空的动人力量。在《我的岸》之结尾,作者如此写到:“如今,母亲已经远去,那个曾经为我指点迷津的好友亦英年早逝,发誓执手偕老的人也渐行渐远终至分道扬镳,许多生命中最可宝贵的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但是,我从未迷失,因为我知道,我的岸就在我自己的生命里”,读到这样感伤而又貌似豁达的文字,不能不为文字背后诸多无语的人生故事感喟。世事如棋,人生如梦,徐新华作为从演员转型为较有成就的剧作家,在事业辉煌的背后,也备尝种种无语凝噎的辛酸,生活给予女演员与女剧作家的考验和担当,往往远远超出于常人。如果不是由于作家拥有丰富自足的精神世界,使她能够在问鼎苦涩中保持优雅的风度,那么这个世界上,可能又多出一份阮玲玉式“人言可畏”的悲哀。

徐新华的三篇散文《我的岸》、《感觉岁月》与《人生的姿态》,都是从小处落笔,向回忆进发,颇有“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意味。在《感觉岁月》中,作者感叹两个同学生命的消逝,将人生的苦短形容为发出“嚓!嚓!嚓!”之声的魔笔,比喻之妙令人拍案叫绝。在《生命的姿态》中,作者从六十岁的考生与卖唱的地铁男孩出发,感悟生命的姿态其实就是“敢做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保持坚实、硬朗的生命质地”。阅读徐新华的散文,你会时时体会出文章里涌动着的昂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而她这种“问苍茫大地”、叩问生命本质的人生感言无任何扭捏作态之感。正如季羡林所说,优秀散文的精髓永远在于“真情”二字,性情中人的徐新华抓住那些转瞬即逝却动人心魄的瞬间,挖掘那些在微尘中见大千、在刹那中见永恒的小事以及小事背后的生命意义,将真情、将自我融于其中,使读者体味到了她颇似杜甫式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沉郁心灵。她对人生如梦、生命无常的感慨,既感人至深又令人警醒,颇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艺术魅力。

散文的写作正如郁达夫所说,是“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曹文芳的散文《抓鱼••捉鸟•养鸽子》从日常小事出发,回忆了她和哥哥温馨、快乐的童年生活。韩愈曾经说过:“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宋代文人也有“诗穷而后工”之说,写诗作文故作悲音的作家不乏其人,以致文坛上有“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的历史掌故。曹文芳以快乐的平常心,自自在在的走进文学,以“我手写我心”的不事雕琢与亲切自然,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农耕时代儿童与自然亲切相交的田园牧歌图景。六位女作家中,曹文芳是我唯一做过专访却一直未能行文的盐城作家,这主要是因为,曹文芳的写作不是为“意义”和“评论”而生的,而恰恰是因为“心灵”和“阅读”而在的,某种意义上她给了我挑战,也引起了我的沉思。再次读到她轻松活泼的文字,感觉她又笑吟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文如其人”,用在曹文芳身上是颇为合适的。也许由于独特的成长经历(家中的“老幺”)与从事的职业(幼儿教师),曹文芳已经出版的“水蜡烛”系列儿童小说,以童心、童言、童趣、童事织就。在中国文学中,对文学“童心”的追求曾是明清时期与“五四”以来重要的文学时尚。李贽撰《童心说》云:“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以童心向文坛中的复古拟古、虚伪藻饰之风开炮,提倡性灵的文学。清代

的袁枚,“五四”时期的冰心,甚至后来的沈从文、汪曾祺,都大力提倡为文为人都要回归自然、返璞归真。曹文芳的这一篇散文《抓鱼••捉鸟•养鸽子》再现了她与哥哥文轩童年时代的生活场景,颇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桃花源情怀。也许由于笔者阅读过曹文芳、曹文轩作品的主要原因,笔者可以看出曹文芳与曹文轩的文章具有深刻的“互文性”效果。此处所指的“互文性”,即曹文芳在散文中所写的事,也是曹文轩在其小说《草房子》与《红瓦》中所写的重要场景。

童年是什么?也许“一任天真”可以概括。心无城府、无忧无虑的儿童总是饥来吃饭倦来眠,或做上天入地的梦幻,或捣鼓一切成人厌恶而自我乐此不彼的“歪业”,比如抓鱼摸虾、偷瓜摸果等等,长大了,你还能这么率性自如吗?我记得剧作家陈明跟我讲起音乐剧《草房子》最后一句台词:“长大了,我们怎么办?”时过境迁,这一句“长大了,我们怎么办?”仍然音犹在耳。儿童作家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多半是回忆那个我们失落了的、长不大的童年。曹文芳笔下童年时代的哥哥,是一个整天在野外疯玩的村哥,他成天感兴趣的事就是抓鱼、捉鸟、养鸽子。文中最动人的场景莫过于兄妹“合谋”赊来一条大鱼,由妹妹虚张声势地告诉母亲:“妈妈,哥哥在水渠里捉到一条大黑鱼。”不知所以然的妈妈乐得感慨:“老天爷终于开眼了,让我家文轩弄条大鱼回家。”于是,全家围坐一团,吃这条赊来的大鱼,父亲还不失智慧地感慨:“我们吃鱼的没有你取鱼的乐。”笔者看到此处,不仅哑然失笑,想及“奔五”、“奔六”之年的中年兄妹与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回忆起这一段童年旧事,到底是怎样一幅场景。曹文芳以夏天抓鱼、冬天捉鸟、病了还要养鸽子这样寻常的小事,写出了一个终日行走在乡间的少年形象,也写出了农家孩童与自然亲近的野趣。如果说童年短暂、青春易逝、生命终究会成云烟,那么,温馨永在,记忆永恒。曹文芳以水晶般的心灵,摘取乡村生活中鲜活的童年故事,再现了如烟似梦的往事,温馨情怀溢于言表。

在这一组散文中,有两篇文章涉及到了乡村女子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一是丁立梅的《白日光》,一是吴瑛的《长英嫂子的爱情》。当我打开六位女作家的每一篇散文时,丁立梅的《白日光》确实有让我眼睛一亮的感觉。这种眼睛一亮,缘于丁立梅的语言,还有她文章所营造的意境和氛围。且看《白日光》开头的一小段描写:“午后的村庄,天上飘着几朵慵懒的云。路边草丛中,野花朵黄一朵白一朵地开着。鸡和狗们,漫不经心地走在土路上。”寥寥数语,从一个四五岁孩童的视角出发,将一个悠闲慵懒又静谧的村庄呈现了出来。丁立梅语言感觉颇好,无论是描写风景,还是揣摩人物心理,抑或书写对话,都能极俭省地选词造句,从而使她的文章布满了动态的画面感。例如她写到瞎奶奶家的泡桐树,“池塘边的泡桐树上,开了一树一树紫色的花,像倒挂着无数把紫色的小伞。花喜鹊站在上面蹦跳,抖落了一瓣一瓣的花”。也许因为丁立梅是语文教师的缘故,丁立梅的语言感觉明显地倾向于诗性,句子甚短,意蕴悠长。

在这样的语言感觉下,丁立梅所叙述的瞎奶奶的人生故事就有了某种古朴苍凉的味道。她不急不缓,娓娓道来,从瞎奶奶所做的一双双布鞋入手,开始探寻布鞋的主人——瞎奶奶的丈夫。瞎奶奶等了一日一日、一年一年的丈夫锁儿爹,其实已在他乡重新娶妻生子。当年为了全家的生计走村串巷的锁儿爹为了报恩,倒插门作了救命恩人的女婿,留在家里的儿子锁儿不幸溺死在家门口的池塘内,瞎奶奶就是这样在夫离子逝的痛苦中哭瞎了双眼,并坚守着等待杳无音讯的丈夫,她从青丝到白头所等来的,是一喜一悲的讯息,喜的是丈夫还有一个跟别人所生的儿子,悲的是丈夫已经仙逝。瞎奶奶这样的故事,从历史的云烟中析出,让读者感悟到的是传统女性的辛酸和愚贞,她将万千罪过与生死白头之约缠于己身。即使她终身等待的爱人宁愿背叛至死,也不愿给她一个真相,她还自足于盲目的道德高尚感与宽容感中。看到这样的形象,联想到如我父母辈及祖父母辈中无数苦难的旧式女子,不得不掬一同

情之泪。传统女性命运的可悲,有时并不是来自某一个具体的男性,而是面对习焉不察的男性中心传统不自知、不自信,将戕害身心的圣贤之教奉为圭臬。瞎奶奶之“瞎”,不在目而在心,惜乎她死时尤对那个背信弃义、至死都没有看过她一眼的“丈夫”感恩戴德,她的可叹可悲令人感慨万千。丁立梅以独特的悲悯情怀,祭奠已经消逝了的童年时代以及旧时代中终身处于等待中的女性形象。意味深长的《白日光》,意犹未尽的瞎奶奶,带给读者无尽的反思。

如果说瞎奶奶的人生悲剧令人唏嘘长叹,那么吴瑛《长英嫂子的爱情》则多少给人以一点希望、一抹星光。《长英嫂子的爱情》叙述的也是一个苦命女子的故事。文中存风哥哥是一个识文断字且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的乡村文艺男,可惜古董的父母无法给他婚姻的自主权,于是他接受长英为妻,却在日常生活中视其为空气与浮尘,为了抵抗这段不如意的婚姻,存风哥哥在外呼朋唤友、放诞不羁,在家则与妻子冷脸相向、分房而居。长英嫂子,这个不识字不会唱的乡村女子自觉地接受了父母为她选择的爱人,全然不顾对方对她的冷漠与无视。为了维持这段婚姻,长英嫂子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执着地以似水柔情来感化丈夫的铁石心肠,直至存风哥哥因婚外情而死。《长英嫂子的爱情》写出了婚姻中女性卑微的求爱与等待心态。翻开中国文学史,女子的幽怨排山倒海,从汉朝班婕妤的《怨歌行》,到清代贺双卿的《薄幸(咏虐)》,女子所作,十之八九皆幽怨绵绵、愁天恨海之作,只读得我这个当代女读者义愤填膺、掷笔长叹。今日再读到《白日光》、《长英嫂子的爱情》,不由得令我想起我祖父辈时代的奶奶、姑姑们,她们在终生等待中耗光了自己一点一滴的生命与光阴,终生没有走出家园一步,小脚颤巍巍,甚至连呼吸也颤巍巍。当然,吴瑛《长英嫂子的爱情》让长英在59岁的高龄,迎来了一段夕阳爱情。吴瑛对爱情本真的理解颇令人动容:“长英嫂子经历过那样的婚姻,现在要的恰恰是我四叔那样的一个男人,挑担时,有人接过去,重活时,有人说一声,我来。掀开锅盖时,那个男人贪婪地猛吸一口气,好香呀。”正如作者在文末对长英书写的那样,经历过半生冷遇的长英嫂子“再不用孤被冷衾,等天亮”,让长英嫂子解脱了终生等待的命运,不能不说这篇文章带给读者的一点希望。笔者阅读吴瑛的文章,发现她善于从庸常中去感悟生活的真谛,更善于从卑微人物中发掘人性的闪光。

在笔者所阅读的六作家文章中,《瑞吉欧,我会再来》是唯一一篇游记,作者为原盐城市幼儿园园长钱树文。古今中外,写诗作文,最忌搔首弄姿、故作高深,游记散文,尤其要注意从真情实感出发,移步换景,状物记趣,要写出自我体验他乡风景与异域文化的特异之处。在散文大家庭中,相比较而言,游记写作较之一般散文写作要难一些。因为一般散文,主要以人、事、情为依托,容易依赖人物、故事、情感本身的魅力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游记则不同,它往往缺少能够一以贯之的人物,即使有人物,也往往因缺少深入了解而使人物性格的呈现流于浮表。另一方面,游记中经常涉及迥异于本地与本国文化传统的历史人文内涵,如果事前事后的文献功夫不足、感悟不深,对异域他乡的历史人文观感往往隔靴搔痒、辞不逮意。余秋雨的游记散文能够被冠以文化散文的高品质定位,依赖的是他读万卷书的人文素养及行万里路的游历体验,毕淑敏的《蓝色天堂》能够直抵人的心灵,是因为她与海洋朝夕相处114天,对于海洋与人生的思考既具有女性的细腻,又具有某种哲学的深刻。人生在世,多少人为访古探幽、环游世界作终生的辛劳,多数人看世界哈哈一笑,拍一些标志性照片,带一两件当地特产回赠亲朋,作一下旅游之秀,实际对泉林之乐、思古幽情一无所得。

这样看来,钱树文的《瑞吉欧,我会再来》就颇有可取与动人之处。她在游历之初就对“上车睡觉、停车拍照、下车尿尿、回家什么也不知道”的旅游秀抱有警惕之心。另一方面,钱树文作为一个深谙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的女性老师,观察细致,感悟深刻,她能从细微末

节中体会到欧洲文化独特的宗教传统,更对意大利瑞吉欧的幼儿教育体系感悟至深。钱树文以学生心态、学者之思直面欧洲历史文化传统,她从中西之别、古今之异切入,对圣彼得大教堂、古罗马竞技场、瑞吉欧冷餐会与海外华人生活进行了描述与剖析,令人有身临其境、耳目一新之感。文章的标题“瑞吉欧,我会再来”浓缩了作者此次旅欧之行的内心感受,如果不是出于对异域文明身临其境的感受和热爱,“我会再来”的奢念就不会产生。当然,《瑞吉欧,我会再来》,将所知所行、所思所想像开自来水那样哗哗流淌,风景倏忽而至,意念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如能“沙里淘金”、“水中捞月”,进行适度过滤与巧妙想象,则文章的意境会优美更胜。

读盐城六位女作家十数篇散文,走近她们“江天一色无纤尘”的文学心灵,感知她们闻歌而舞、踏雪无痕的文学世界,感觉她们就像是神交已久的故交密友。她们将灵魂交给自己信任的文字与文学,坦然呈现着自我经历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将心灵深处最不为人知而自己终身难忘的赏心乐事与人生遗憾,对着知音娓娓道来,这种面向灵魂的本色表演,凝聚着她们对读者最深刻的信任,对文学最诚挚的热爱。她们中多数不是职业作家,然而她们却将人生中难得的休闲时光全身心地交与文学,与文学作耳鬓厮磨的亲密接触。朱熹在阅读屈原时曾说:“千载以下有知音”,王勃也曾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能够超越时空的知音与知己,是心心相交、灵灵通透的。在夏日慵懒沉闷的午后,再次回味她们直陈心灵的散文世界,直觉有一股清新清凉,从灰蒙蒙的燥热空气中逶迤而来。

王玉琴,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写作。 地址: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邮编:2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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