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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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另一个世界

――兼谈沈从文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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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个性和内涵的作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新时期以来在大多读者甚至包括部分研究者心目中,他的价值就在于书写了以《边城》为代表的神秘优美的“边地桃源”,建筑了“供奉人性的小庙”,以此形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与革命主题的有力补充。这样的解读是有偏颇的。其实,沈从文与中国大多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内心深处葆有对社会道义、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参与重建的热切愿望。沈从文这一特点,在他早期的回忆性的湘西传奇中就已有所展露。到了3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时也正是沈从文趋于艺术巅峰之际。在这样一个国家民族命运与个人生活际遇的转折交汇处,沈从文的创作也开始发生了转向:他的“边地桃源”的湘西世界书写在长篇小说《长河》的华美绝唱中徐徐落幕;与此同时,杂文开始成为张显他积极参与社会的一种新的写作文体。可惜的是,这部长篇小说特别是这些杂文却很少进入研究视野,因此也造成了我们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不应有的误读。

本文试以《长河》与此时的一系列杂文之间的互读来探讨沈从文不同于“湘西”的另一个世界,剖析他在社会转折和民族危机时刻对社会现实的介入、选择乃至失败,从而呈现其丰富、复杂、立体的精神世界。而当我们一俟进入沈从文被遮蔽了的另一个世界时,目前沈从文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同样暴露出来,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一、《长河》:对现实的突进与挫败

沈从文曾强调小说应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社会现象,便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活动。”“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1这里所谓的“人事”与“梦”,既是他对小说的要求,也是他理解文学的两个基本角度。它说明沈从文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个单纯的“梦”的歌者,他同样也看重现实的“人事”的因素。以此标准来衡量,创作时间横跨1938-1945年却未最终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2则可看作是沈从文创作分野的一个重要标志。

《长河》之前,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写“梦”的作家,他试图通过美仑美奂的湘西描写,“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人民族争生存权利。” 3沈从文这一想法虽然美好,也似乎充满希望,却始终处于尴尬的境地。“湘西世界”自身的封闭、愚昧,使它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有效的交

流,也因此无法切实地对外部世界进行干预而处于某种尴尬。那些带着“湘西”气质禀斌的英雄们,一旦走入现代社会,就会丧失神力,不仅无法成为现代人的示范,相反还会陷入困境之中。《虎雏》中的小主人公就是如此,当他用湘西法则去解决城市问题时,只能仓惶离去。文本实践的这种不和谐证明,沈从文虽沉醉于他的美 “梦”,却也时常被复杂的现实“人事”从“梦”中惊醒。他笔下宁静谐适的“湘西世界”,实际上也潜伏着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特别是当他重返故乡,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人事”有了真切的感受和认识之后,“梦”与“人事”的裂缝进一步扩展。早在《<边城>题词》中他就曾声明:“将会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有的相持,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之后,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新东西。” 4这部作品就是《长河》。

与《边城》相比,《长河》最大的不同就是将侧重点由“梦”转向了“人事”。作品的题名既有着阔大的视野范围,也有着奔腾不止的流动力,足以显示沈从文试图在更为阔大的时空进行表达的宏愿。此前,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空间不是在湘西乡村就是在现代都市,是比较单一的。虽然沈从文想把湘西当作现代都市的“示范”,然而这两种空间从未有过真正的并置或叠合,文明的冲突往往只是被表述为人物因空间变动产生的不适和失败。在《长河》中,沈从文将叙述安排在常德、吕家坪、萝卜溪三个空间里进行。5这三地作为城、镇、乡的表征,它们各自也呈现出了形态殊异又互相映照的艺术世界。作为叙事重点的“吕家坪”是一个连接着城与乡的过渡地带――镇,它的出现为湘西世界与现代文明碰撞提供了充分的平台。随着空间的拓展和转移,作品的叙事时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写湘西时,沈从文大多都采用过去式的时态,文本之中带着原古的气息。而《长河》中作者却直接引入大量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现实社会事件,以此凸显故事的现在时态。最明显的就是战争阴影的日渐逼近。另外,还有貌似庄严实则滑稽的“新生活运动”以及蒋介石政府对湘西农村的掠夺等等。

当沈从文将湘西从遥远的过去拉回到纷繁的现在时,他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对湘西所谓的现代“示范”充满美好的想象。这也说明他已意识到了湘西世界无可挽回的“堕落”:“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那点堕落趋势。” 6对湘西“堕落”的正视,也证明了沈从文对现实“人事”的清醒,表现了他对于“梦”的失望与质疑。而“堕落”的结果,就是湘西再也无法让现代世界相形见绌,它只能默默地承受外来的劫掠与破坏,而毫无抵抗力。如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别有目的的征兵,以及现代机械工业对湘西原有的手工业的冲击等等。更为严峻的是,在精神上,外部世界无时不在地对湘西进行着恐吓与诱惑。如书中写到的“新生活运动”,在乡下人看来虽滑稽可笑,可还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造成了恐慌,使其“不免惶恐之至”和“异常不安”。7特别是那个见到橘子能获利便想白白来一船的保安队长,作者用笔裹毫霜之笔揭示他凭借代表国家权力的军队与武器的支持,通过苛捐杂税、强取豪夺,劫持乡村财富。他对夭夭觊觑也并不只是停留在肉体上,同时还想从精神上“引起她对于都市的歆羡憧憬,

和对于个人的崇拜”,8即以所谓的现代文明对她进行腐蚀和诱惑。保安队长这样的人物在沈从文湘西小说中是很少见的。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代表者,他对湘西的破坏是双重(从物质到精神)的。

当然,湘西之所以“堕落”而不能成为现代文化的“示范”,主要还在于自我内部的变化。虽然沈从文仍还在描写淳朴的道德和人性,但在《长河》中已掺杂了不少含混暧昧的因素。当这些因素浸染到“自然之子”身上时,他们就变得复杂起来,也因此失去了以往那种原始单纯的英雄性。比如商会会长,从社会地位及其职责来说,他与《边城》中的船总顺顺具有某种相似性,与橘园主人滕长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负有荫庇一方的职责,是湘西精魂的保护者。然而在会长身上虽还保留着一些仁义慈善和古道热肠,却也流露出了一些不同于顺顺、长顺的油滑和虚伪。他总是利用一些小小的欺诈和计谋,做一些有违本心的事情。面对保安队长的掠夺,滕长顺因受了侮辱而断然拒绝,而他却虚与应付,最终还是一一满足了队长的要求。现存篇目中,由于他的回避使他免却了与保安队长的正面冲突。所以,滕长顺拒绝的结果是得到了把橘子树砍光的恐吓,会长得到的却是一起去打牌的邀请与野猪肉的馈赠。会长这种回避态度的确保全了自身,有时候也荫庇了他人(比如经过他的游说调解,滕长顺的橘园没有继续受到破坏)。可也正是这种态度纵容了保安队长的行为,不能从根本上打消其对夭夭的垂涎。从顺顺、长顺再至会长,我们不难看到在“镇”这样一个城乡杂揉的空间里“产生了怎么样的人性”。会长的变化隐喻着湘西伦理价值观念的深刻嬗变,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堕落”,甚至因为这种“堕落”来自湘西世界的内部,不易察觉反而更加可怕。在一定意义上,它向我们昭示了湘西文化背后潜在的深刻的危机。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社会文化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9如果这一社会文化本身已丧失了对外来冲击产生有效应激的能力,那么等待它的只能是无情的蜕变和衰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社会文化蜕变和衰落的过程中,由于文化整体价值观的破毁,沈从文还进而将“堕落”由具体的人扩展到社会的整体。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河》在描写会长油滑虚伪的同时,也向我们呈现他所在的吕家坪那里“堕落”己经发展到了相当普遍的程度:原有的橘子尽供路人享用的古道遗风,己慢慢变成了连狗矢橘也要有人看守,用做买卖。面对此种情景,老水手满满禁不住叹惜“好风水,龙脉走了!” 10这样的慨叹也同样属于沈从文。

需要指出,《长河》创作之际正是中国进入艰难的抗战时期。在此之前,沈从文试图通过提炼本土经验来为国家、民族提供一种发展方向。然而严峻的现实却将他的美好构想无情轰毁。尽管他想以熟悉的方式弥合“梦”与“人事”之间的错位,并为避免“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然而他仍“心中不免痛苦”。11即便他还想借夭夭、三黑子、满满这样“梦”一样的人物,来证明“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 12可在现存的篇目却没有这方面的美好信息,相反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片秋天的萧杀之气。正因此,《长河》

在对酬神戏的大肆渲染处戛然而止。作品的未竞,固然与战乱影响有关,但从更深层角度来看,这也是沈从文对自己旧有方案、旧有创作方式有意识的中止。他已看到了旧“梦”无法弥救的“堕落”,然而他却无法再象以往的湘西小说那样为之寻找一条解救的出路,他似乎陷入了绝境。该怎样走出旧轨,寻求一种新的话语言说呢?这是沈从文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另外,“梦”与“人事”的关系处理不仅体现了沈从文关于国家复兴、民族重塑的构想,它也是其湘西小说的魅力之所系。通过“梦”与“人事”的平衡协调,他既坚持了艺术的原则,也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承担。但当“人事”一次次地证明了“梦”的虚妄时,他的创作魅力也随之遭到损毁。孔范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评价《长河》“的确不能代表沈从文的主要特色,在艺术上尤其不如《边城》圆熟精到”。13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很中肯的。也正是这个原故,我们看到在《长河》之后特别是40年代,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创作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相对萎缩、停滞的阶段。不仅创作的数量锐减,而且精神气度也再难达到曾经的从容自若。它们多数的命运与《长河》相仿,成为一个个未完成的作品。《小砦》只是刚刚展开就被放弃,《芸庐纪事》也只进行到第三节;而《雪晴》、《赤魇》、《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等虽完篇,却也难以再现当年“边城”的魅力。

在自我怀疑与否定中的沈从文是苦闷的,但他并未因苦闷而泯灭对于国家、民族的希望。《长河》的创作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但即便苦痛如斯,他也没有放弃对“人事”的关注与介入。在《<长河>题记》他仍强调吕家坪问题的普遍性:“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问题,说不定它正和西南的好些地方差不多。”“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另一地方发生。”14只是他旧有的写作与表达方式之间有着太过紧密的联系,因此“梦”与“人事”的失衡意味着旧的思想与方式的双重挫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长河》是其湘西小说的继续,也是其湘西的小说的终结。单一的突破已不足以解救他的危机,那些不断创作又不断中断的湘西小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面临的是精神思想和表达方式上的双重突破。我们曾经惋惜沈从文式的抒情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中断,但其中的原因决不应仅仅归结于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其中也同样存在作家主动的自我否定与超越。40年代之后,沈从文的创作向心理小说突进,散文发展也基本上与小说的方向一致。评论家认为他进入了一个“抽象的抒情”时代,与时代大潮是疏离的,而实际上沈从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杂文写作。在这些杂文中,沈从文接续了《长河》留下的问题,借助于新的文体向现实的“人事”深入掘进。

二、《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对现实新的理解与介入

杂文是20世纪中国所孕育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它与小说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小说,尤其是沈从文式的诗化小说,虽也着意于阐发对社会、人生、人性的认识和见解,却往往要借助意象的确立以及曲折的方式进行表达,以达到一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

艺术效果。相形之下,杂文对文学性手段的依赖程度并不那么高,它可以直接鲜明地阐述作者的逻辑性思考。因此,对于问题的呈现与解答都要比小说来得明显、集中。与沈从文的 “姿态是向内转的,是对自我的认识与发现”15的小说相比,杂文更多是针对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发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沈从文选择杂文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他对 “人事”积极地参与。如果说从《边城》到《长河》显示了沈从文对“人事”关注的不断深入,那么从湘西小说到杂文就充分说明了,他在“梦”与“人事”之间的抉择以及探索“人事”问题的急切心情。特别是当《长河》最终证明他的“梦”的虚妄时,这一选择就显得更加可贵,它包含着沈从文超越自我、超越旧“梦”的全部希冀。

其实《长河》中就已经体现出了沈从文对杂文的尝试。在该书第一节《人与地》中,他曾以杂文的笔调对湘西肤浅的“时髦”给予了深刻的嘲讽。在与《长河》创作几乎同步的《芸庐纪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该书的第三节,他不惜逸出结构,加入了一段长达六千而风格迥异于小说整体风格、精神气脉上更接近于杂文的带有时评性质的文字。这种与整体结构和风格相悖的做法,对于视美如生命的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它预示着作者的思想艺术将要发生剧烈的变化。但这毕竟只是在小说文体内萌生的一点新质。出于对湘西的眷恋,也可能受到固有创作模式的规约,这种新质是有限的,它不是被小说的诗化氛围所冲淡(如《长河》),就是与诗化小说相去太远,无法融合,终究难以为继(如《芸庐纪事》)。真正的突破和更为充裕的展示只有寄希望于杂文。也只有杂文,才能更为直接地表达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所以,当湘西小说旧有模式对日益复杂的“人事”无效时,沈从文就将他的热情转移到了杂文这种新的文体上来。这是作家在选择文体,也是文体在选择作家,它们彼此是双向互动的。

相对于此时期小说创作的一再中断,沈从文所写的杂文数量虽不多却保持了一定的连贯与完整。在《沈从文全集》第14卷中收录了沈从文的杂文创作若干,其中与长河创作同期的一系列杂文共13篇,被结集为《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16按发表的时间依次为:《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给沅州一个失学的青年》、《给青年朋友》、《一种状态》、《谈人》、《“五四”二十一年》、《谈英雄崇拜》、《谈家庭》、《男女平等》、《变变作风》、《找出路――新烛虚二》、《欢迎林语堂先生》、《田汉到昆明》、《谈沉默》。这些文本沈从文生前并末结集出版,直到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全集》(32卷本),才由编辑依内容特点归类成集。《全集》之前,虽然也有个别篇章被收录入沈从文的各种文集、选集,但都被归入“散文”,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总体而言,这13篇文章均以“抗战”为中心,批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堕落”,提出有关民族精神重建的具体方案,与他前期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及后期的《烛虚》、《黑魇》等散文不同,都直接面向社会、针贬时弊。而杂文一般是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17所以,从精神内核和文体形式上看,它们更接近于“杂文”。将其划归为“散文”,不仅失之宽泛,而且也不够准确。

这一被后来的编纂者命为《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的杂文,创作时间从1938年2月

至1945年5月止,它既是沈从文在《长河》中艰难探索之际,也是中国被迫进行全面抗战的危机时刻。在这重要的危急关头,沈从文进一步修正了自己,他借助于更为自由的杂文文体,试图解决《长河》以及整体“湘西小说”在介入现实“人事”时所留下的挫败与问题。众所周知,战争是30年代中后期中国最重要和重大的现实“人事”,它无所不在地影响到了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如诗如画的湘西。沈从文的《长河》原本就想写战争中的社会变迁。现存篇目中战争的影响也开始向日常生活层面渗透,以至于会长不得不揣测军队的进程来确定自己的货运安排。同时他还试图描写这些湘西儿女们“如何从抗战中训练自己”,然而这一切还未展开,他的“梦”就已经破碎了。于是沈从文索性不再编“梦”,而是将这些湘西儿女们面临而没有解决的有关问题,留到了更倾向于直接面对现实“人事”的杂文去解决。抗战初期,救亡一度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沈从文严厉谴责了这一侵略行为。但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关注的目光停留在战争本身,而是赋予了战争更重要的意义,即“一面抗战,一面建国”。18他希望借助抗战训练出一种精神,依靠这种精神“打胜仗后方能建国,打败仗时方可翻身”。19而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建立一个标准,一种模范,由此出发,再说爱国,救国,建国。”20可见,这批杂文与湘西小说在终极目标还是一致的,即希望通过重塑民族精神来应对沉痛的现实危机。沈从文所谓的民族精神,按他的理解,就是建立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21它具体表现为“肯作事,作事时又能吃苦,耐劳,负责,永不灰心。”22;同时还应有“一股热忱,把自己训练得强悍、结实、沉着、而勇于求知服务,更紧要的是忍受打击,不失望,不因之转而堕落。”23;以及“律已自重”“仁爱雄强”“简朴单纯,爱秩序,守纪律” 24等等。他认为只要拥有了这种民族精神,则“敌人任何猛烈炮火,都压制不住这点民族前进的意志”,而“明日的一切情形会与现状不同许多”。25

如果说沈从文的杂文仅止于此,那他的思想还基本停留在湘西小说的境次,变化不是很大,只不过是改换了不同的表达方式。然而沈从文毕竟是一位不同凡俗的作家,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执着的探索精神也驱使着他不得不对原有的思维观念进行调整,从中注入一些与以往湘西小说不尽相同的新的精神元素。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这些杂文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它也许在笔法技巧和逻辑推理上稍嫌平直粗疏,尚未达到鲁迅那样一种精深高远的境界,但对沈从文来说则意义非同寻常,可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要的精神蜕变。 这个蜕变最突出的,首先表现在对现代文明的体认和接纳。从总体上看,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可称得上是一种民族本土或乡土的记忆。虽然在《萧萧》、《丈夫》等作中也有现代意识的体现,但“回顾”还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主要趋势。不同于五四鲁迅式的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也不同于二三十年代左翼所持的对社会的阶级分析,沈从文试图从过往传统那里寻找资源,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一种可以利用的乡土(本土)经验。在继发性的现代中国,沈从文此举应该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但这一切到了杂文那里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他走出“梦”境、直面严酷的现实“人事”,社会文化的责任就自觉不自觉地促使他在原有乡土经验中融入了不少的现代因素。《“五四”二十一年》于此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篇

为纪念五四而作的杂文中,沈从文不再单一地强调过往“梦”的可贵与示范性,而是认可文学革命“二十年来的发展,不特影响了年青人的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26与他以往的文学倾向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众所周知,五四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逻辑起点,它对传统产生摧枯拉朽的巨大影响。然而,“现代”是伴随着伤害来到中国的,所以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激进与保守两种潮流。尤其是当民族危机日益沉重的30年代中后期,保守主义一度有所抬头,并以各种形式向中国社会渗透。《长河》中的“新生活运动”就带有这样的性质。可就在此时,曾经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沈从文却从自己的经验中看到了固守本土的局限,并自觉融进了现代元素以及“坚韧朴实的人生观”开始进行了调整和整合。《“五四”二十一年》发表后不久,沈从文曾写过一篇长文就“英雄崇拜”问题与陈铨展开了论辩。依据现代的标准,他强调个人的重要性,还特别指出在战争的危机中要防止那些封建的沉渣借“民族主义”死灰复炽。他申明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他最关心的民族精神都需建筑在现代的基础之上,“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旧中国新公民道德的培养,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渐实行,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此外更无简便方式可采。”27这样的认识,不能不使他对五四的现代精神产生了共鸣。 其次,是与此相适,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的湘西世界中,知识分子往往是受嘲弄甚至被漫画化,他们“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28这显示出他对知识分子从身体到精神的极为刻薄的鄙夷。而在杂文中,当他开始注重现代文明,他也同时对现代文明的代表――知识分子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并将国家复兴、民族精神重建的重任寄托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也对其中一些庸俗者进行了嘲弄,但这并不妨碍他将知识分子放在领导者的位置作整体评价。他用“中层分子”、“智识阶级”等称呼来指称一个广义的知识分子阶层,认为“国家的将来,是要交给青年人来支持的。”29他认为“如不能在普遍国民中(尤其是知识阶级中)造成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恐怕是不能就会将来的!”30很明显,他是将知识分子视作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沈从文之对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或许与他自己在社会上的际遇改变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现代的认同和接纳。现代知识分子的确立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与发展。沈从文这一转变,意义非同寻常。

当然,对现代的认同和接纳并不意味着对它不加选择的简单搬袭,完全走向湘西世界的“梦”的反面。沈从文创作小说《三三》时,就曾尝试让三三与城里少爷结成夫妻,以此来实现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嫁接。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简单的叠加无济于事,所以城里的少爷突然死去,结合的可能性也化为乌有。有感于此,沈从文将杂文中认可的现代看作是包含传统精髓的现代,它并非完美无缺。正象他对五四的评价那样,他既强调五四的积极作用,又指出五四“不可免有许多痛心现象。新工具既广泛普遍的运用,由于‘滥用’与‘误用’,结果,便引出许多问题。”31这种审慎的态度,说明了沈从文依然保持着对现代的警惕,同时也反对对现代的绝对膜拜。也正是在各种因素的互相牵制之下,沈从文的思想才得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贯通,并自信从容地应对抗战危机中的诸多问题。所以,

同样是面对普遍的“堕落”,《长河》中的沈从文显得忧伤、沉痛甚至束手无策,无法继续创作。而杂文中的沈从文则显得冷静和从容,特别是当战争陷入僵局,很多人悲观绝望的时候,他却依然坚信战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并非是他忽略了“人事”的“堕落”——实际上,杂文中的沈从文依然保持着对“人事”“堕落”的敏感,当大多数人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前线时,他仍然强调“我们都知道关心前线的阵地转移,可疏忽了后方的萎靡堕落。这不成!”32他的冷静从容,来自于思想构架中的现代的新因素。

沈从文由《长河》步入杂文逐渐展现的有关国家民族复兴的构想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方向。然而文明的变化如果脱离了政治、经济变革,最终恐怕只是又一场“梦”而己。因此,他以此为基础对现实“人事”的介入与构想仍然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沈从文会在40年代“抽象的抒情”中越陷越深,与“人事”隔绝。

三、沈从文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

通过对以上3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小说与杂文的互读,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思想艺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个丰富复杂不仅表现在纵向上受时代社会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不断有所变更,而呈现的动态的阶段性特征,内在的一致性背后有不一致;同时还表现在横向上努力介入现实、与时代进行对话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开放性特征。因此,其所创作与大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一样,就不能不融入立体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甚至象《边城》这样追求纯粹和纯美的湘西小说,也难以回避财富对纯真感情的伤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沉重隔膜。

然而这一切在近年来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重写文学史、重排文学大师时,却有意无意地受到忽略,沈从文(包括其他一些边缘作者)被简化为一个只讲艺术而不顾社会或人生的“纯粹”的作家。他在不断被经典化的同时,也在被不适当地特征化、单一化了。当初,沈从文从文学史中消失或被丑化,是因所谓的政治问题。而今,沈从文重新回到文学史并被塑造为新经典,除了作家作品自身无法掩盖的魅力外,研究者刻意贬抑政治而推崇艺术的价值取向恐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曾几何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将注意力投放在沈从文对“梦”的书写和追求上,而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对时局、“人事”乃至政治所抱持的应有的敏感和关注的另一侧面,在事实上却被遮蔽了。这种情况与当下学界存在的只讲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不讲其艺术性的作法,并无本质的区别,它的偏面和偏颇是显而易见的。给研究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凌宇先生在最近一次接受访谈时指出:“近十年来的沈从文研究,尚不尽人意。这主要表现在具有里程碑式的阶段性成果尚未出现。”33

作为对沈从文研究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专家,凌宇先生的批评和忧虑是有道理的,也合乎事实。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没有跳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困扰了沈从文也困扰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政治∕艺术、阶级∕人性等重要命题不适当地简化、平面化了。其实正如凌宇所说,沈从文虽十分强调人性,但这人性观中却具有“社会历史的、现实的和某些朴素的阶级内容,这奠定了沈从文道德评价的唯物主义基

础”。34这也是20世纪中国作家普遍的一种文化性格,是沈从文与鲁迅乃至左翼作家具有某种惊人相似或一致的根本之所在。也正因这样,他在写“梦”之《边城》时也写了其间潜存的隐性的裂缝;在写《边城》之后接着写直指现实“人事”的《长河》和写杂文,就显得十分自然而合乎情理。20世纪严酷的现实使中国作家很难进行纯艺术的写作,即使如沈从文这样比较边缘的作家也无法将寻“梦”进行到底。我们大可不必因“翻案”的需要,把过去极端的政治与艺术关系又推向另一个极端。

上述有关沈从文研究特别是杂文研究,还引发了我们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问题的思考。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有颇强的自觉意识,但就总体而言,这一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文献史料问题仍然是制约我们研究的一块“软肋”。如史料搜集不全和缺乏及时有效的鉴别整理,作家文集、全集的汇编与校勘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等等。沈从文也不例外,80年代以来受研究(包括海外汉学研究)的影响,有关沈从文的各种文集特别是选集不仅在文本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象《看虹录》、《摘星录》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没有收录;而且其所选择的作品均突出沈从文“梦”的一面,他对“人事”关注的另一面却没有进入视野,得到应有的展现。这样的选编,对于没有条件持有大量原始材料,主要依靠选集或文集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它是局限是显见的;不仅无益,反而会给我们研究造成人为的新的“陷阱”。而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所出的《沈从文全集》,因辑录了目前所见的沈从文所作的一切文字材料,除了常见的小说、散文之外,还包括他的书信、未刊稿、学术研究甚至包括他在文革中所作的检查等等。做到了尽可能的“全”,为我们全面地理解沈从文及其精神艺术世界提供了平台。

但是,强调对史料的全面占有并不意味研究就一定会有突破。史料的研究并非以历史的复原、重现为旨归,在此基础上,还要对材料进行现代的观照。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材料占有与理论观照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以文献为基础的理论是空洞的”,同样“没有理论观照的文献研究是盲目的”。35

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全集》第14卷“杂文”的命名,就可以做为一个颇典型的范例。特别是《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这一辑文本的集合、归类。其中既包含了资料的整理、鉴别的基础工作,也包含了对资料的理性审视。对于这些原本被当作“散文”的作品,“杂文”不仅仅是一个更贴切的文体归类概念,它同时为我们研究沈从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凸显了沈从文的另一个世界。因此有必要值得重视。

注释:

①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93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长河》的创作、发表颇费周折。因涉敏感问题,文稿最初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长期审查扣留,为了发表沈从文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删节。作品第一部分的文稿大部分在1938年8月至11月间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连载。个别篇章也曾在其它刊物上发表。1945年1月,作者对已发表过的篇章作了大量非情

节性的增补,字数增至10万余字,各章均拟出了篇名,交由昆明文聚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48年8月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最初构架为三部曲的《长河》也只完成了第一部。据《沈从文全集》第10卷有关《长河》的说明。这一创作过程在沈从文的相关家书中也得到了印证。

3苏雪林:《沈从文论》,原载《文学》第三卷第3期,1934年9月。

4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5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虽然常德并未正面出现,只停留在远航归乡的水手的叙述中,但它对乡村居民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同样是作品一个重要的叙事空间。

6,11,12,14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页,第6-7页,第6页,第7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7,8,10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27页,第152页,第107页。

9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74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7页。

15杜素娟:《论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承接》,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

16这一组杂文发表时间由1938年2月至1945年5月,对照上文对《长河》创作、出版过程的描述,这一组杂文创作的时间正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长河》的修改、定型时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为我们理解《长河》,并进而理解沈从文的另一个世界提供了一种角度。

17姚春树、袁勇麟:《20世纪中国杂文史》,第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8,26,31沈从文:《“五四”二十一年》,《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33页,第133页,第13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9,21,30沈从文:《变变作风》,《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58页,第159页,第159页。 20,24,32沈从文:《给青年朋友》,《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25页,第124页,第123页。

22,23,25沈从文:《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给沅州一个失学的青年》,《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18页,第119页,第124页。

27沈从文:《读英雄崇拜》,《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47页。

28沈从文:《<八骏图>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5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9语出《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给沅州一个失学的青年》,《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18页,由于是写给一位失学青年的,所以行文中的“青年”指的是青年知识分子。

33夏义生、张森:《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先生言谈录》,载《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1期。 34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第111—112页,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

35张梦阳:《文献研究与理论观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