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2
高一 记叙文 5210字 384人浏览 Elaine偏执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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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作文素材3 (时评类)

“送失物要车费”算哪门子敲诈

一起“送失物要车费”被称敲诈的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当事人之一是四川绵竹的哥付世贵。8月27日,他拉了一个乘客,对方将一个包遗落在车上。他为还包,先后跑了3趟车,因此收了对方65元车费。很快,该事件在网络发酵,绵竹当地一微信公众号就发了一篇以《网爆:绵竹一出租车司机涉嫌敲诈乘客!行为太恶劣!》为题的报道,让付世贵遭到很多人“黑心司机”的唾骂。

不管基于情还是法,的哥都有理由要求失主支付还包的费用,即便是道德层面的考量,也没有做好人还要倒贴的道理,何况《物权法》第112条也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的哥还包被指敲诈,并不是简单的误伤,从深层次来说是对的哥的不信任,或许与出租车行业收费信任有关,总抱有本能的成见,把还包要车费当成借机要价。这一点不管是失主,还是她的两个委托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否则,第一次还包就不会因50元车费而不欢而散;也不至于拿回包后还在微博上发泄不满,最终被自媒体拿来迎合社会道德审判的需求,当成坏典型来消费。

“还包被指敲诈”放大“好人难做”的困境。许多人总习惯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道德的、利益的,从而期望好人的纯粹,诸多个案,恨不得的哥不要钱来还包。且不说好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即便是方式、方法和价值的判定,于现实中都有不少的争议,还有待达成共识,比如类似的拾物该不该有偿的命题。

毫无疑问,这就需要在争议中,予以包容,求同存异。动辄挟舆论讨伐之势不是对一个人的伤害,“好人难做”的气场只会把大家逼到不做好人的角落。

人民日报评论:“明星婚礼秀”可以少搞些

近日,演员黄晓明在上海举办结婚仪式。媒体报道,这场盛大婚礼席开了上百桌,来了“大半个娱乐圈”,堵了半条市中心的延安中路。对此,不少市民有抱怨,舆论也提出了一些批评。

换个角度想,明星结婚仪式被追捧围观,其实反映了国人生活的丰富性,不仅物质生活有所提高,文化生活也更加多元。一方面,明星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营销自我”; 另一方面,一些受众出于个人爱好,加入到追星行列。倘若这些互动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不会对社会主流价值观造成负面冲击,那么对于像“明星婚礼秀”,也不必板着面孔指责之。

问题是,这个“倘若”只是假设,事实上并非如此。婚礼媒体造势,引来大量粉丝,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对于这样的情况,婚礼主角是否估计到了? 婚房就在婚礼场所对面,走路不过百来米,却用一串婚车从这边开到那边。这样的轰动效应,是不是一些明星所追求的呢?

明星结婚是个人的事,但是他们在“办个人的事”时,需要考虑对社会秩序和公众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不仅仅是结婚仪式。从打人、吸毒到嫖娼,一些明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私生活对社会、对公众产生了负面影响。即便在某一件事上没有主观故意,但却折射出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共同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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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了广大粉丝的追捧和效仿。虽然对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没有明确规定,体现还是主要在道德层面。但作为公众人物,文艺明星的行为有放大作用,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其形象不仅关乎个人,而且影响社会,所以更有义务在道德上做出表率,成为为社会指示道德正确方向的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媒体时代,文艺明星的社会责任,不仅体现于明星本身的品格与修养,也与公众舆论息息相关。一些媒体热衷于追星捧星,甚至无聊到了派记者到马路上去盯睄女明星。如此次婚礼,也“吸引”了众多媒体到场,从不同角度予以报道,有的还不惜用大幅版面、网页作介绍。媒体吸引眼球也可以理解,但是不是也同样需要考虑一下公共责任和社会价值?

一对新人结婚,值得祝贺。不过这声势浩大的“明星婚礼秀”,后来者却不妨少搞些。或许那样,倒能得到更多真心的祝福。

王传合:黄晓明baby 大婚不差钱,有钱任性不可取

据财经网站报道,黄晓明为娶爱妻Angelababy 光是在上海买给老婆的豪宅就粗估价值人民币1.3亿元,如果再加上传闻中付出大约人民币588万的聘金,以及婚宴、千万钻戒等,估计最少就耗费高达人民币2亿元。(2015、10、11日新华网)

有钱就是任性。黄晓明Angelababy 大婚,不仅是这难得一见的童话婚礼令人羡慕; 把baby 娶回家花了2亿元的这笔巨额花销,更是让很多人让人瞠目结舌。有人估计,相对于这笔巨额花销,其实黄晓明baby 大婚吊炸天,他们可能还大赚了一笔。

其实,无论是赔与赚,对黄晓明baby 来说,都不在话之下。钱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单是日后的媒体公关价值,就难以估算。况且,自从黄晓明杨颖5月27日领证以来,话题关注度就一直居高不下,而二人上海婚礼的话题,黄晓明baby 大婚,其关注度再掀微博高潮,竟然达到59.2亿人次。

明星结婚本不足为奇,和普通百姓结婚没什么不一样。所谓的不同之处,无非是明星不差钱,搞得场面更大,更加排场。按说,对明星结婚,局外人没有必要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毕竟,结婚是人家的私事,至于花多少钱,请多少客,收多少红包,别人都无权干涉。

然而,令人看不过去的是,只因为是明星名人,社会的过分关注,使得明星结婚似乎变了味。你看,“黄晓明baby 大婚吊炸天,他们可能大赚了一笔。”单是这样的新闻,就令人心生不快。再经媒体推波助澜,在娱乐圈发酵,在社会广泛流传,影响可谓大矣。

再者,俭之为德,由来已久,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为国人所推重和景仰。让人不甚理解的是,过度关注和宣扬那些与普通老百姓毫不沾边,八竿子打不着的隆重盛大的婚礼,有什么益处? 说到底,这样的排场与奢侈,对普通百姓来说,无异于是天方夜谭。不仅沾不上边,也与中华民族的俭之为德的传统美德格格不入,更谈不上什么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星结婚,何苦非要搞得个地老天昏呢? 还是那句老话,有钱也不要任性。

时政热点:总怨社会“缺德”,是否缺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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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该不该扶摔倒老人”似成群体性纠结,“好人做不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思维开始出现,这俨然成了社会道德衰弱的证据。一些人称“人心不古”,一些对做好事犹豫者也找到了不能出手的“前车之鉴”。但现实真如某些人说的那般悲观吗?

10月25日一天内,就有两件“好人好事”登上媒体。一是一名30岁左右的女子欲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跳江,一条腿已翻越栏杆,千钧一发之时,一辆公交车驶来,司机卞鹏飞停车、开门、冲下车,将轻生女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随后,乘客们纷纷安慰劝说该女子,最后女子被警方接走。另一件事是,G672次列车上一名男乘客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男子命悬一线之际,一名同车老者闻讯赶来急救, ,并且一直陪护左右,火车到达郑州后,老者又随救护车将男子送入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而后悄然离去。当此事的照片被发到网上,有“明白人”发现,老者是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

公交司机卞鹏飞的职责是将乘客安全运抵目的地,他没有法定责任与义务去救不相识的女子。换言之,如果他不救,别人也挑不出什么理。但卞师傅的选择是,迅速停好车、拉手刹,在确保乘客安全后,救了轻生女子一命。这种千钧一发的义举,不是刻意而为,而是朴实却高尚的救人本能。再看医学专家胡大一,坐火车偶遇同车男子发病,一路小跑地从2号车厢赶到15号车厢施救,全程照料病人至医院,这不仅仅是职业道德使然,更是医者仁心的体现。这里,没有“非工作时间”的卸责,没有“没挂专家号”的矫情,医生救病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令胡大一“该出手时就出手”。

正因为救人只是出于本能,卞鹏飞与胡大一在网上获得众多点赞。人们不吝掌声,也表明某种倾向性态度——那就是,无论出于人性,还是遵从良知,许多人明白有的事应该去做。有人在危急时挺身而出,这种正能量给更多人以正向激励,人们在表达赞赏的同时,也是在给自身打气。今后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些人可能会做出积极选择。

新闻传播学中有一个规律——越是负面的新闻,传播得越快且越广,这也是“扶老”成为一种社会“心病”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要看到,人性中同样存在无法抑制的善意与仁爱,它会透过一些平凡的人、一些我们身边的事,在不经意间彰显。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是,生活中不缺少美德,而是缺少发现。自发的义举,真实的故事,没有经过任何“雕琢”,更令人感怀。

欣慰之余,我们仍然呼吁尽快出台《好人法》,从法律层面为好心人免责鼓劲。社会更当不吝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免除好人的后顾之忧。社会需要“公义必胜、道德必胜、良知必胜”。

时政热点:关爱留守儿童应该“去标签化”

多年来,“留守儿童”一直是频现报端的热词, 今年更是备受关注。从贵州毕节山村多名儿童自杀事件, 到多个地方频发乡村儿童遭性侵、乡村儿童溺水事故, 再到湖南接连两起少年弑师案, 几则与留守儿童有关的新闻, 都曾让这一特殊群体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

作为一名在农村地区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 我整天都在跟农村学生打交道, 因此对“留守儿童”这个词的感受比较复杂——一方面, 这个词的确很直观地描述了我们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 也很易于传播; 但另一方面, 这个词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刺眼的标签。

很多人在谈到农村孩子的时候, 都会突出他们的“留守儿童”身份。在很多媒体报道中, 农村儿童的形象都有一些负面, 甚至在一部分人眼里,“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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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已经等同于“问题儿童”。这种倾向让我深感忧虑, 有意无意地把那些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当作“问题人群”,并不利于农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坦率地说, 有“问题意识”不是坏事, 正是因为有社会各界的关注, 农村的留守问题才得到了一些解决。但我担心的是, 一旦“留守儿童”被当作“问题儿童”的近义词, 有些人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农村孩子, 或避之不及, 或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事实上, 媒体报道的一些与农村孩子有关的“负面”新闻, 都有非常具体的原因, 应该就事论事地对个案进行分析, 而不是将所有农村孩子视为一个群体。

我接触到的很多孩子, 都不乐意别人说他们是“留守儿童”。有一个学生就在作文中写道:“听到别人说我是‘留守儿童’,心里就觉得好像爸妈不要自己了一样, 特别难受。”尤其有一些媒体报道和评论, 在谈及这些孩子时, 认为只靠农村老人管不好孩子, 并想当然地指责农村孩子的爸妈“只顾挣钱, 不管孩子”。这些指责是不客观的, 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之所以丢下心肝宝贝去外面闯荡, 大多都实属无奈。

如果媒体总是不断强化“留守儿童”这一身份标签, 会让那些暂时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 在同龄人中被“隔离”出来。现实中, 也有一些同学以这个身份标签来看待他们, 并不时加以嘲笑、歧视甚至排斥。无形中, 孩子与孩子之间产生了隔膜, 将愈发加重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的心理压力, 使他们跟周围的人相处得更不融洽。据我了解, 有些敏感的孩子十分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父母外出的信息。也许, 家长是否长期在外地工作, 有必要成为学生的一项隐私。

但是, 目前社会对此仍然不依不饶, 农村学校每学期都要逐个统计“留守儿童”人数, 似乎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父母远离身边这回事。可是, 这些孩子会因为这样的“关爱”而开心吗? 学校在统计之后, 往往也就没了下文, 所谓“关爱留守儿童”行动很多时候只是宣传语言而已。有不少学校都建立了“留守儿童”档案, 又起了什么作用? 一些人无非是拿孩子们内心的隐痛当戏唱, 真有多少孩子能从这个标签上感受到爱的幸福?

此外, 还有很多地方设立了所谓“阳光留守儿童中心”之类的机构, 当地政府官员还会到场剪彩大加赞扬, 好像孩子们当“留守儿童”是很光荣、幸福的事。可据我了解, 有很多类似机构实质上是“拉虎皮扯大旗”的托教部。当“留守儿童”标签成了一个招牌, 谁还在乎孩子小小的心灵里有些什么?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以正常的眼光看待农村孩子, 而非要给他们头上贴一个标签? 在家里他们是“留守儿童”,到城里他们又成了“外来务工者子弟”或者“农民工子弟”,走到哪里他们都被明显区分开来, 无论什么时候都会被异样的目光审视。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标签, 很可能化作无形的枷锁束缚他们, 同时也让很多人不能平视这些孩子。

检索媒体报道, 早在2013年初, 教育部等5部门就下达过《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 明确指出要重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在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中,“要注意方式方法, 避免将留守儿童标签

化。”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要“去标签化”,媒体及其他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 也应该“去标签化”。

我知道, 即使不用“留守儿童”这个标签, 农村学生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客观存在。但是, 撕掉这个标签, 至少能让那些农村孩子感受到更多的平等。当然, 从教育、扶贫等多个方面促进农村发展, 才是对留守群体最好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