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作文
四年级 记叙文 3452字 2030人浏览 _含家富贵_

知而行

一、《中庸》的影响范围

儒学经典《中庸》是《小戴礼记》的一部分。全书4056个字,是思孟学派的道德伦理专著。儒学起源春秋,至汉朝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西汉草创之时,虽然标榜儒家思想,其实际则大体继承了秦朝法律框架。换句话说,是儒法两家并举的方针。魏晋时期的由于朝代更迭和战乱频繁,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礼教,使礼教达到一个病态的程度。同时期佛教和道家思想也大为发展,蔚为大观。这段时期,儒教的发展多流于形式。而出世的小乘佛教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发展。

隋唐以后,大乘佛教在中国立足脚跟,而另一方面,经过战乱,唐王朝也再度强调人伦。贞观二年,唐太宗下诏不再祭祀周公,而在太学建庙堂祭奠孔子。可以说儒教作为官方正式承认的人伦道德标准正是唐朝。而《中庸》开始被学术界重视,也正是在此以后不久的事情。

宋朝时中国哲学思想融合的时代,也是儒家思想整合、对佛道思想兼容并包的时代。北宋周敦颐、二程等即为嚆矢。二程评价《中庸》为“学者之至”,已将之提到至高地位。南宋朱熹倾尽毕生精力著《四书章句集注》,将《中庸》与《论语》、《孟子》、《大学》相并列,并规定了学习四者的先后顺序和目的:初学《大学》,以定其规模;次学《论语》,以立其根本;再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最后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朱熹在湖南岳麓书院讲学时要求学生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学习的基本要求,可见对于《中庸》的重视程度。

元一代很短暂,但对科举的定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正式将四书作为科举的唯一考查科目。至此,四书成为任何学者都奉为圭臬的儒家行为准则和学术主体。程朱理学也因此正式成为官方的学术流派。但是这种情况到了明朝有了变化。虽然官方学术仍然是理学,但是王阳明发展陆象山的学术思想,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对其后的明朝学者影响巨大。其“知行合一”、“致良知”、“性即理”的大旗使历来的儒家修行方式由外观的“格物致知”改为内省的“致良知”。儒家哲学由此发展出了一系即为重要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与朱子学的“客观唯心主义”齐头并进。

至于清朝,中国学术界主要受顾炎武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从而思想界对程朱理学的推崇重新高涨。对于“格物致知”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维也得到了重新发现和发扬。但由于清廷对思想界的严重干扰,清朝中后期的学术成果寥寥,而仅限于古今文等论争上面。实证主义从此走进了死胡同。

随着十九世纪的内忧外患,科举也告别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仍然对中国的社会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二十世纪初的“新儒教”成立。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开始不断被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而新儒教也多受阳明学的影响,退缩至人伦道德领域。受阳明学影响颇深的梁漱溟就是如此。

纵观历史,可以认为《中庸》作为四书的最高经典,对中国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已经十分巨大,尤其是在唐朝以后。本文即立足于对上述历史的认识,简要论述其对传统“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影响的浅见。

二.“知”与“行”

如前所述,朱熹将《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句作为岳麓书院学生学习的范式。他以为孔子作为圣人微言大义,全然不存语言发展演变与文献批评的观念。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个笑话。然而我们并不能苛责古人。无论如何朱熹对于儒学一跃而成为完备的哲学体系是最后的推手。这一点毋庸置疑。

“博学”一句中五者关系其实十分明了:博学是知识储备,是学习的基础;审问、慎思是对所学的消化与反刍;明辨是思维考量的结果;笃行是“学”的最终目标。由于“笃行”

的存在,才最终体现“学以致用”的终极目标。至此,儒家的学术与人格才最终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认知过程显然很符合经验主义观点,很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但并非所有学者都严格按照这一要求和次序严格修学。审问、慎思是应当不断贯穿于求学过程中的,即是“格物”的主要过程。至于如何审问,如何慎思,已经涉及方法论,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畴。然而这样的求学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完全赞成,其原因就在于“格物”的方法和要求。

“行”是最终极的目标。“学以致用”曾是中国自古以来一贯的传统,直至科举发展进入死巷,这样的学问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学问。《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将学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但是既然“学”是实现“行”的手段,那么学的方式自然就可以多样化。这就为阳明学的兴起留下了空间。

在《传习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阳明被贬龙场时,曾有朋友为了实践“格物致知”,便去竹林里面格竹子。然而三天三夜后,一无所获。王阳明以为他的功夫不深,所以自己也去,但是七天七夜以后,积劳成疾,却并无所得。由此他反思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认为天下所藏非少,不能尽格,故认定“格物致知”是行不通的。于是自己尝试反观内心,逐步发展出自己的修行方法和学术理论。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其实王阳明的这一行为,毋宁说是一种将程朱理学作为格物的对象。但由于儒家思想的立足点都在于人,目的在于修身,所以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二者殊途同归。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行”是指按照一定的行为准则约束自己的言行,并重点在于道德修养。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改名的出发点与这里的“行”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阳明学致力于自省,发掘个人内省的良知,以期达到圣人的境界。而《中庸》里这样的求学要求也正符合这一目标。学以致用便在这里体现出来。对自然、生活有广泛的了解并非学问的唯一目的,而是要与生活相结合,这应该说是中国传统中务实的态度。梁任公曾分析中国南北文化分属,认为北方地理气候较南方恶劣,苦于经营生活,所以产生的思想也较务实;南方人则由于气候较好,所以会产生空想性质的思想。有几分道理。毕竟中国文化中心发端于河南等中原地区,文化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也是东晋建都南京(建康)以后的事。而文化重心也再不曾南移过。由此,这种务实的思想和作风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影响可见一斑。

这样的教条对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学术教育影响甚大。以教育为例。春秋时“六艺”,除了“乐”以外,都有明确的目的,即安身立命。即使“乐”的教育,也是出于对人的性情培养的需要。这样具有明确目的的教育,凸显出实用主义的功利心。这与同时期的西方自然科学教育完全不同。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阿基米德,在教授几何时很排斥带有功利心的学习,甚至愿意出几个钱让这样的学生滚蛋。这样的事情恐怕不会不出现在传统的中国。小孩子念私塾时就被教育有儒家的道德,然后便是文字(小学)和历史的学习。通过这样的教育,父母会对晚辈有“成为怎样的人”的期待和要求。“知”与“行”便如此贯彻起来。

三、向“中庸”的转变

由“学”到“知”,再由“知”到“行”,是传统学者必然走的一条路。提倡内省的陆王心学也不例外。只是“行”的核心准则“中庸”从何而来,这就涉及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系。至少,在理学中,会涉及《周易》《老》《庄》等道家思想。

孔子曾问道于老子,感慨老子的智慧如龙“见首不见尾”。这件事颇为道家学者引以为自豪。老子的思想在五千字的《道德经》中已有明确的阐述。毋庸置疑,孔子也学到了老子的智慧,只是儒学的性格仍是积极入世而已。《中庸》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不是唯一体现)。

《中庸》以后对这一思想含义的阐释讨论已汗牛充栋,因此这里不准备再拾人牙慧。只是想简要陈述下自己对于“博学如何转变为中庸”的浅见。

“博学”是基础,是对自然、生活、历史的广泛了解。古人显然注意到了广泛存在的相对、相反的现象存在。“物极必反”、“盛者必衰”的道理在历史演绎中也比比皆是。人在自然万物之中,至卑至微。对于自然宇宙的崇敬,使得中国古人对自身的认识显得不如西方那么自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因此,人只能谦卑地顺应天地常理。这种思维是在“博学”以后,经过“审问”“慎思”而“明辨”的结果。所以《中庸》开篇即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便是对于“天人合一”(汉·董仲舒)这一命题的发展,也是对于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实践要求和目标。

总而言之,由“博学”经思量而“笃行”,体现着传统中国人对于知识的实用主义态度,并且隐含着对于自然宇宙乃至自身的认识。这些都在春秋、汉朝以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传统。而这样的传统与西方的迥异,在今天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