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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以减贫实绩推动人权进步

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

中国第三个扶贫日、世界第二十四个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全面回顾中国坚定不移推进减贫事业的务实做法,总结通过减贫促进人权事业发展的中国经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让13亿多人口过上好日子的奋斗和智慧。

贫困的广泛存在严重妨碍人权的充分实现和享有,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把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致力于减贫脱贫,让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们用行动表明,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国际人权事业的忠实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中国的减贫行动是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最显著标志,也是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经过多年探索实践,中国积累了通过减贫促进人权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更加扎实有效地推进中国减贫行动。从通过特色产业、易地搬迁、生态保护、教育医疗保障等脱贫措施保障贫困人口生存权,到切实维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特定群体中贫困人口的各项权利,再到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发展环境、引导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共同推进减贫事业,《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显示,中国共产党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进脱贫攻坚,目的就是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把13亿多人口全部带入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到2020年使55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殊为不易。怎样做到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如何有效提升贫困户的内在能力、巩固脱贫成果?这是中国减贫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坚持加强发展经济,扎实推进减贫事业;坚持多种形式减贫,注重提高实际效果;坚持社会公平公正,努力实现成果共享和共同富裕,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在中国的减贫实绩面前,国际上那些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种种责难都显得有气无力。中国的减贫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中国的减贫行动还将继续不懈努力,为世界减贫事业和人权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文艺是种“体贴”的力量

编者按:10月13日,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侠客岛”先后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我的文学情缘》,14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全文刊登该文。

在这篇文章里,习近平唠家常般地谈起他的文学阅读史。从孩提时“岳母刺字”的刻骨铭心,到为官宁德时对寿宁知县冯梦龙的心有灵犀,从梁家河窑洞里手不释卷读《浮士德》,到古巴首都哈瓦那两度凭吊海明威,雕刻时光般的讲述,把人带入了一段文学滋养、理想激荡的时空之旅。

深情的回忆和亲切的讲述,透露出习近平对文艺事业的深厚感情,对文艺创作的热切期待。如果说《讲话》是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层面对文艺工作做出定位和提出要求,那么这篇《我的文学情缘》则更多地从他个人阅读欣赏经验角度,印证了文学艺术给人的巨大精神力量。两者互为表里,深化着我们对文艺创作时代使命的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两年以来,文艺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对文艺创作的关注和努力更加升温。文艺如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更加有益于世道人心,怎样以文化的方式塑造中国独特的国家形象,以文化自信和中国精神助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要扛起肩上的重任,中国文艺还需进行有闯劲、有韧性的不懈探索。

有个段子讲“为什么要读书”,引来颇多共鸣。因为它用了一个活泼泼的例子——在湖边看到夕阳余晖时,读了书的,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只能止于感叹景色“真好看,真太好看了”。在网络段子一向的机灵调侃之外,这个例子还有值得咂摸的味道。

感叹“好看”,发自衷心,当然不能菲薄。但能在感叹“好看”之余,勾出“落霞与孤鹜”“秋水共长天”,显然要比简单的感叹更多点生活的乐趣,更有种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的通透。

这个例子,其实可以说明,一个人过去的阅读,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有用”。

一是让你有足够的储备,尽可能妥帖地描述自己所经历的情境——如果湖边的夕阳风景有诗意,王勃的写景妙句显然比“好看”两个字要到位。

二是为你可能经历的情境储备足够的素材与催化剂,随时能够生发出更丰富的精神产品来——可能只是一湖水,一枚夕阳,精神世界足够丰富的你,却能够为它添上孤鹜与长天,能体会到诗意,甚至能想象王勃在滕王阁纵笔的画面。这样的世界显然更广阔,更堪流连。

在这些情境里,被唤起的阅读记忆,并不只是记忆。它关乎对眼前、当下的认识和理解。这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重温过去的所读所学所知所闻,显然不是为了怀旧。至少不是仅仅止于怀旧,更重要的是体贴现在。

什么是体贴?就是比过去更切近,更细致,更入心动情。而这恰恰是那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时刻:当某个时间到来的时候,一些以前只是读过看过,单纯只是记得的东西,突然变得生动起来。就像在异乡独过中秋时,比当年在家乡小学堂念书背诵时更能体会“每逢佳节倍思亲”。1980年代末,习近平在福建宁德任职,前往下辖的寿宁县——“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在山路上整日颠簸时,想起的是旧日读过的戚继光的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功不唐捐。很多时候,我们由良好的阅读而获取的,都沉淀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它可能并没有太多机会直白显现,却悄悄改造甚至决定着我们的思维习惯,待人处事的方式,面对世界的态度。而另一些适逢其会的时刻,它会打破缄默作用的习惯,直接显现在我们面前。所谓传承,最明显的可能就是这样的时刻。它让人突然发现,我们最想传达的某些内容,这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之中,经过无数优秀智慧的运行与筛选,已经找到了最贴切的表达。

在这样的时刻,文艺是种体贴的力量。它可能把一个古人的经验与今人的体验联结起来,共同构成一种精神表达。今人从过去那里得到优秀的传承,又在这种传承中生发出新的精神力量。

我们耳熟能详并广受青睐的“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在这些时刻由此及彼、合而为一。

当然,对这里的“书”与“阅读”,我们的理解还尽可以宽泛些。就像我们今天对“文本”的理解。它可以不再仅仅是诗词散文小说等文学文本,也涵盖了影音画之类的视觉、听觉作品,甚至包括更广阔的作品形式。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突然想起听过的一首歌,读过的一篇小说,看过的一部电影„„在那里徜徉,会把现实的世界和你的想象里酝酿的世界一一比照:这里是某个情节发生的地方,那里最符合你期待的风格„„

现实里可能朴素陈旧而寻常见的街巷,也因此有了特别的色彩。而某段影像,某段词,某段旋律,又在现实世界的呼应下,生气淋漓地回荡起来。

秋天路过北京,有心人会不会想起读过的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对眼前的城市会不会更多几分安静的体味,能更深切地理解古城的的变迁。前几年热映的电影《心花路放》,不知让多少人选择去大理休憩,寻找男女主角路过的酒吧、客栈。而节假日乌镇滚滚的人潮里,想必也有很多游人还记得多年前那部文艺的《似水年华》,在街头巷尾转悠时会不经意想起电视剧里的情节,仿佛那个小镇上真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多了几分市井里温柔的气息„„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里,写到孙少平与田晓霞这对恋人的生死离别时,以孙少平的视角写道:“他想起了《热妮娅·鲁勉采娃》。是的,命运将使他重复这个故事的结局。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生活里,常常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不是艺术故事,而是活生生的人的遭遇!”“巧合”与“遭遇”,恰恰指的是阅读与人生的体贴互文。我曾读过朱自清、丰子恺等前辈大家的作品,有一天,当我在他们曾教书育人、写作散步的校园里求学,就仿佛和他们的足迹重叠,看到了他们在相似情境里写作时的表情„„

所以,体贴常来自身临其境,更是人之常情。习近平对冯梦龙的“偏爱”,或许就出于此。他少年时曾移居校园,帮人搬书装车,得以天天翻看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中年在闽任职,翻山越岭去寿宁,又“碰到”了当年同样翻山越岭到寿宁、在当地任职期间还留下“志书”《寿宁待志》的冯梦龙。相隔三百多年,习近平在冯梦龙的书里看到三百多年前的寿宁,看到当时官员的施政设想与活动,又亲身面对着三百多年后的寿宁,施政于此,可能成就另一部“寿宁志”。所谓“身临其境”,大概莫过于此了。

而他在古巴两“访”海明威,寻的大概也是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福建任上访问古巴时,特意去寻访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旧址,见到了小说场景的现实版,任国家副主席时重访古巴,还特意去了海明威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曾爱喝的酒,体验了海明威写下传世的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身临其境”,大概能让他对一直印象深刻的《老人与海》更多一重精神上的沟通吧。

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读过的景不再是景,而成了时间的隐喻。文艺如何能体贴,为什么有力量?恰在于它们刻印了那些能穿透、永恒而共通的精神——过去的人懂得、珍视,今天的人同样能懂得,且珍视,并成为通向未来的力量。

如果说长征是“播种机”,那么,这种子已经撒播在了时间之中,让一代代人都从中思考信仰的意义、人生的方向,最终收获精神的力量

10月22日,是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

回望这一段远征,让人心潮起伏。两年之中,有艰苦卓绝的跋涉,有生死攸关的战斗,有运筹帷幄的会议,有绝处逢生的奇迹,也有雄壮豪迈的胜利。而贯穿其中的,是这支队伍所体现的精神、所蕴含的意志。这是长征不可比拟、绝无仅有之处,也是长征如磁石、如火炬般吸引着、引领着如此多人的原因所在。

80年前那些翻山越岭的人,其实一直跋涉于人们的心灵。国家博物馆“信念·精神·传承”长征文物展,年轻人在留言簿上写下“伟大”;在安葬着25048位红军烈士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陵园里,无数人为无言肃立的墓碑泪下;各地都有人背上行囊,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再次出发„„如果说长征是“播种机”,那么,这种子已经撒播在了时间之中,让一代代人都从中思考信仰的意义、人生的方向,最终收获精神的力量。

红军将士意志、勇气、力量集中迸发的高光时刻,触及到人类精神可能到达的极限。即便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也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日本学者河上肇读了《西行漫记》后,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在阅读过程中,再三掩卷落泪„„像我这样落魄如残骸朽木的六旬老翁,也感到人生中仍然能获得力量,至为喜悦。”法国女学者戴博瓦尔在长篇纪实报道《长征》中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长征展现出人类精神、信仰能带来的巨大可能性,认识长征就是在认识人

类自己,就是在发现人类精神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不仅在革命史、心灵史中有着“结构性作用”,更应该成为一种可贵的精神资源。有人打着“还原真相”一类的幌子,质疑飞夺泸定桥的真实性,认为爬雪山过草地时被迫吃皮带是“夸张”,认为长征胜利缘于敌人“放水”,甚至认为两万五千里也只是个“虚数”,凡此种种,不仅歪曲了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更在消解长征精神价值的同时,矮化、淡化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与浓度。

在当下的语境里,倾听长征的召唤,有着重要意义。现实中,理想、精神、信念,这样的“大词”,常被认为宏大而抽象。利益解放、个性解放,也让“原子化生存”成为普遍状态。由“耻言利”而“耻言义”,矫枉过正带来了不少心灵的困惑。一段时间来,人际关系之冷漠,精神世界之戾气,道德生活之贫瘠,每因各类事件而成社会讨论的焦点。有人说,人生的意义,乃是体现在与他人、与世界的联系之中。如此看来,如果没有一点超越一己的关怀,难免活得琐屑而犬儒,社会也难免变得零散化、碎片化。

也正因此,越来越多人把目光投注到80年前,倾听长征跨越时空的精神召唤。2006年4月,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起电视行动《我的长征》,挑选重走长征路的队员时,报名人数超过5000,年龄最大的竟有80多岁。深圳白领左力辞掉工作,一个人踏上长征路,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半夜翻越帽儿山时的体验:忽然觉得周围有声音,像许多人围在旁边,那一刻他热泪盈眶,“起初我想是回声,但后来我宁愿相信,那是有许多红军,和我在一起”。或许,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长征,让他们更能体验到,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当这种存在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乃至无涯的时间有关时,生命的境界可能会更加广阔一些。

古希腊诗人维吉尔曾说,我们头顶上那广袤的事物,是“世代承袭”的。长征的精神被一再重温,长征的召唤被一再追随,也正是因为,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中,不仅有着红军的精神密码,更有着传承不息的精神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