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交叉地带的人物悲剧与人文关怀作文
初一 记叙文 4118字 115人浏览 暮云紫梦

《人生》的作者路遥和《姐妹》的作者李肇正,这两个中国的当代作家几乎有相同的命运,英年早逝,生前共同受霸权话语所冷落的作家。但他们的创作历程都在关注着中国当代转型时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在读过路遥的《人生》与李肇正的《姐妹》之后,相信读者的心情一定不会平静,命运的曲折,复杂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对美好生活的无望期盼。一定会在读者的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尽管两者描绘人物形象采取不同的方式,但两者创作人物的生活的大背景是相同的, 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这一隙缝的边缘地带。对于两篇作品进行对比和评析,有利于我们从文学的这一角度反观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的农村问题以及城市与农村的这一个交叉地带的人物的生活状况,也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时代的人文关怀。

以主题学的角度分析,《人生》反映的是高加林这样一个有知识的青年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对于价值追求的错位而产生的悲剧;而李肇正《姐妹》则反映了来自农村的一对无文化的妇女在城市为了生活而沦为妓女的生活悲剧。两篇小说均反映了城市与农村的这一交叉地带的矛盾与冲突,从而造成人物的心灵的冲突和生活上的悲剧。

人物性格是一部作品的血肉,两篇小说对人物的性格塑造无疑来说是成功的。我们可以把两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性格及各自的生活历程作一个对比和研究,以增强我们对于人物悲剧的认识。路遥的《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是刘巧珍,这是一个真诚而又善良的农村姑娘,她渴望知识,而其父亲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让她上学,她没有文化,但她对知识还是渴求的,她爱有文化的高加林就是一个明证。她的爱是赤诚的、热烈的、忘我的,愿为所爱的人奉献一切,她对美好的生活有深深的期盼。“她曾在心里无数次梦想她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情景: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让他拉着,在春天的田野里,在夏天的花丛中,在秋天的果林里,在冬天的雪地上,走呀,跑呀,并且像人家电影里一样,让他把她抱住,亲她„„”这是根植于她少女深处那潜意识的深沉的爱。而对于《姐妹》中的女性人物宁德珍和舒小妹来说,她们对美好的生活也是抱有期盼,但她们没有了刘巧珍那样腼腆和单纯的情怀,这源于她们的经历。她们两人都是来自于农村,而且都结过婚。宁德珍曾经也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夫妻之间恩爱着,而且有了一个儿子,然而命运不测,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丧身,对于一个妇女来说,失去丈夫意味着失去一座靠山,在没有经济来源之后,她只身来到城市,对于她这样没有文化的妇女来说要在城市中生活下来是艰难的,她唯一的资本就是身体。于是沦为妓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她这样挣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享乐,是为了给失去父亲的儿子创造一种与城市孩子一样的平等地位,目标是嫁给一个安分的城市男人。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说她的肉体在堕落,但灵魂上并没有一起堕落,她在从事职业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叫常先生的人,常先生是一个安分的人,他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原于他家庭的不幸,对于宁德珍来说,常先生是她在异性中的唯一知己。他从来没有歧视她的行为,而是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宁德珍被许多男人睡过,能用上感情的只有他,常先生抚摸她,无微不至的„„宁德珍的心头旋涡似的涌起爱与被爱的甜蜜„„宁德珍必须表现出她灵与肉的激荡,让他感觉到她的激动。”宁德珍也常常将常先生看想象成她自己的丈夫,希望嫁给他。他们相互诉说心事,她让他知道,她从事这个职业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她还有她的爱与梦想。他也让她知道一个城市男人背后的辛酸与悲苦。然而,就这样一对困难中相守的不幸者,也被舒小妹的丈夫“美男子”勾结警察所击毁,这也击毁宁德珍心里对美好生活仅存的渺茫的希望。相对于宁德珍来说,小说对于舒小妹对于期盼美好生活的描绘只作了一个隐性的说明,从小说中我们可以得知,舒小妹逃离家庭是为了摆脱自己丈夫“美男子”的暴力虐待。在“美男子”还未出现以前,舒小妹对自己丈夫的描述,说她有一个很像“许亚军”的丈夫,可以看出舒小妹对于爱情生活还是有追求的。这种追求以其丈夫的出场而终结。在小说《人生》的最后,刘巧珍另嫁给了他人,高加林则又折回了农村,黄亚萍则随父远去。《姐妹》中的宁德珍最后还是嫁给了城市里的中性人黄先生,而舒小妹为了反抗丈夫的暴行,维护妓女的最后的仅存

的尊严,最后身陷牢狱,残度余生。殊途同归,带有一丝的宿命意味,从原来出发的地方又好像回到原来的地方。虽然两篇小说都以悲剧结局,但两位作家在戏剧场景安排对人生的道路预约性的程度是不同的。《人生》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产生悲剧的客观因素大于主观的因素。作者在安排《人生》中人物的出路是狭小的。可以说起主人公注定要回到原先预约好的轨道。而李肇正《姐妹》中的人物隐性的出路是存在的,或许是作者无意之中有意将作品的人物推向悲剧。

“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两篇小说以人物的生活悲剧为结尾,带给读者心灵有强烈的冲击,但就其两部小说的意义远非如此。同为现实主义作品,两者共同描述了生活在城乡交叉地带的“在经济上、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与另一部分人相比较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但就造成这种生活状况,两部小说是有差别的。前者《人生》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农村与城市相比在精神方面的落后;而后者《姐妹》则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落后。这不仅有警示的意义,而且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呈螺旋型的。有时候是向前发展的,但有时候也不可避免的发生重叠。如果以现在的眼光重新反观路遥写于1983年的小说《人生》,其意义也远非以前评论家所说的那么简单。可以说高加林最后的觉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属于他个人的觉悟,其觉悟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若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还在,像高加林和刘巧珍这样的悲剧或是变了相的悲剧还会在一幕幕地上演,也正好像李肇正的《姐妹》也就是这种悲剧的变相上演。“女性的身体符号历史是作家揭示时代心理冲突的叙述者。”李肇正在《姐妹》中通过卖淫女去构思社会问题。作品中人物宁德珍和舒小妹是通过性去交换其生存的条件。然而她们是有生活目标追求的。为什么她们会心甘情愿沦为卖淫女?为什么只有“堕落”才是摆脱贫困束缚的最有效手段?如果对两部小说来一个时间上的整合,将路遥《人生》中的女主人公刘巧珍放在现在,那么其出路会不会就和李肇正《姐妹》中宁德珍和舒小姝一样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凭借其先天的优势,使物质资源和人才资源迅速向城市汇聚,加快了城市发展。农村有着先天的弱势,使其发展滞后,使其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在这中间地带产生了城市与农村的交叉地带。在这交叉地带中生的人物既被城市所排斥,又游离于农村之外。他们既向往城市生活,又被自己先天为乡下人这一内在的缺陷所限制。《人生》中当高加林作为一名教师或进城当通讯员时,刘巧珍走不进他的生活;当他边为一介贫民时,黄亚萍又走不进他的生活。在《姐妹》中,宁德珍被他表叔介绍去相亲,相亲的对象黄先生,他各个条件可符合城里人的标准,可是生理上有缺陷,是一个中性人“这个阳痿的男人能使她衣食无忧。真是天大的讽刺。”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可以说,她们身体在高度的物质化的城市这一地带并没有自主权,性从她们的身体中不断分裂出来,成为一种手段或工具或失去作用,她们是“被损害、被侮辱者”。因此,无论是《人生》中的爱情悲剧,还是《姐妹》中的生活悲剧,都可以从其内在的缺陷找到原由。相对较而言,前者主要是追求人生价值时的价值错位,而后者则是根本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根本无法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坐标。除此之外,两者也都可以从外界的人为力量找到造成悲剧的原由。往往一个最为边缘的地带,也就是管理上最为薄弱的地带。在那里法律不是形如虚设就是被有形的人为力量所操控。在《人生》中高加林与刘巧珍的悲剧开始是隐藏着的,真正的明朗化应是身为县劳动局副局长的马占胜为那拍高加林叔叔高玉智(地区劳动局局长)的马屁,将高加林调入县当通讯干事。这种调动是“非法”的,是滥用职权的表现。在《姐妹》中删除人道主义角度分析,从单纯的理性层面看,从事“卖淫”活动的这一行为也是“非法”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由这个“非法”带出了一个令人更为愤慨的“非法”。作为执法机关的警察并不是想真正解决社会“卖淫”问题,而是利用职权“白泡”还要加以罚款,将钱囊收入自己的腰包。如果说《人生》中高加林当通讯干事或宁德珍和舒小妹在陈老板的庇护下从

事卖淫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脆弱的,是注定失败的,其结果的悲剧也就是其报应。那么《人生》中将高加林从教师的职位上拉下来让自己的儿子顶替的高加村的村书记高明楼及《姐妹》中那些警察并没有得到清算,这又是悲剧延续的未来的一个隐性因素。也将意味着还会有人在城乡的这一边缘地带继续地艰难地挣扎。

路遥是陕北那片贫瘠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他经历过社会底层挣扎与奋斗,形成了自己对生活独特感受和人生理念。他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呕心沥血的过程,他笔下创作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对于他们他始终抱着同情与关怀。李肇正是上海的一个中学教师,他在工作之余废寝忘食地进行创作,几乎是写着累倒的。他的小说也是深刻的反映了平民的生活。但就这两篇小说的本身来说,《人生》趋向关注社会小层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及其性格产生的悲剧,而《姐妹》则更趋向于关注社会下层被侮辱者被损害者尤其是贫苦妇女的悲惨人生。两者都通过“‘爱’与‘美’理想破灭的残景中揭示生活中的丑与恶,用饱蘸生命的激情关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者被损害者。”

从现实的角度说,路遥《人生》和李肇正《姐妹》关注现实的问题,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从创作的技巧上看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过了《姐妹》的创作。但是不是意味着《人生》创作技巧没有缺陷,其实两者都有缺陷。就如评论两者作品的评论家所指出的,路遥在创作《人生》时,常常急不可待在作品中插入自己的解说和议论来代替人物的客观描述,若这些留给读者去思考或许作品更有思想性。而李肇正《姐妹》中的性描写过多,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但不管怎样两部作品都充满人文主义思想的关注现实问题的作品。比起那些商业化、时尚化、美女化的作品,无疑地来说是个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