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客家人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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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客家人的宗教信仰

林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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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 曾经程度不同地成为世界各民族的精神支柱, 直至科学昌明的今天, 它仍然对许多民族的心理、文化乃至政治、外交以深刻的影响。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民系,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与其母体一脉相承,但特殊的境遇,又使客家人的宗教信仰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本文拟对赣南客家人的宗教信仰,包括其概况、特点、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期待学界同仁的指正,并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客家人宗教信仰问题的足够重视。

魏晋以来迄近代,流传到赣南客家地区的宗教有多种,其中,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当推佛、道二教。它们传入赣南垂两千年,流传广泛,信徒众多,对赣南客家人的民俗、文化道德风尚、精神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赣南客家人信奉的主要宗教。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后期,张陵倡导五斗米教于四川鹤鸣山,为道教创立的标志。此后一、两千年,道教逐渐传播、蔓延于大江南北,成为势跨全国、影响广泛的大宗教,与儒、佛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赣南很早就留下了道教活动的痕迹,西晋时期,五斗米教曾在赣南活动;稍后,东晋炼丹家和道学理论家葛洪来到赣南,在平固(即今兴国县)结庐修道。据同治《赣州府志》记载:“葛洪、它稚川,丹阳句容人,究览典籍,好神仙导引之法,尝过平固,见山水灵秀,结庐其地,凿池洗药,留诗曰:‘阴洞泠泠,风珮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长荣’”。他还到大余仙人岭“遗丹液,产仙茅”,进行炼丹活动。作为道教一代大家的葛洪,在晋代就来到赣南从事道教活动。对该地区道教的传播,无疑起了促进作用。到了唐代,由于最高统治者推崇道教,道教势力发展迅速。在赣南活动的道士见于史载的,自唐代以后明显增多,赣南本土,也开始出现一些名道士乃至“大真人”。他们之中,有的甚至名扬于京师,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例如,北宋王守中(上犹人),在玉仙观修炼,因“道行超卓”,受到了宋仁宗的亲自召见,并为之手书“万年观”新观额。刘渊然(赣县人)师承净明派第五代嗣师赵宜真于于都紫阳观,学而有成,于明初为明太祖召至京师,见于便殿,赐号“高道”,明仁宗时,更封为“长春真人”,领道教事,赐二品银章,恩宠至极。后被净明派尊为第六代嗣师,执当时全国道教之牛耳。此外,如刘继先、徐继先、王齐祥、彭雷岩、邵以正、喻道纯等等,都堪称为一代高道。名道士的迭出屡现,促进了道教在赣南的传播。为适应道士修行、道教活动及信徒崇拜的需要,一座座道观建立了起来。早在晋代,赣南就建起了道观。现知赣南最早建立的道观,是兴国的治平观(建于晋太康元年)。到了唐代,道观数量剧增,有唐一代,赣南建立的道观,仅有文献可考的就有20多座。至明清,道观的建立更呈兴盛之势。据清道光四年的统计,当时仅宁都一地,就有道观63座。其中大多为明、清时所建,道教的观宫院庙遍布于赣南各地。至解放初期,赣南保存下来的道观仍有数十座。

道教在赣南客家地区的发展,与道士所从事的种种活动有密切关系,道士的活动,举其大者有下列各项。一是修炼,即通过修心养性,内丹气功以求归本还原,得道成仙。这项活动,尤为全真派道士所重视。所谓“得道成仙”,始终为水中捞月,而通过道家气功锻炼以获得高寿,却有较大的可能性。例如,刘渊然,浦衣道者等道士,都是通过修炼而活了八,九十岁,这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的确使人感到迷惑并羡慕,加上道士有意编造散布一些有关“得道成仙”的故事,就更增添了道教的神秘感与吸引力。二是祈雨。据说,有的道士能在久旱之

时显示其“呼风唤雨”的本领。例如,刘渊然不仅修炼有方。而且“颇能呼召风雷”,[1]

“以善祈雨闻名”[2]。玉虚观道士彭雷岩“以祈禳法显于元季,顷刻能致风雨”。会昌道士谢天伦,“邑中旱涝、伦为祈求,辄响应”。[3]道士祈雨而常灵验,其中自有花招或奥秘,这成为道教扩大其声势,争取信徒的重要方式。三是禳灾祈福,道士通过做玉皇会、老君会、中元会、九皇会、太平熙令等形式,为信教群众消灾赦罪,祈求福祉;平时,也不定期地为有这方面要求的人诵经念咒,祛邪避祸。四是超度亡灵,在死者家中设道场、做法事、声称可以使死者的灵魂得到解脱、升入天堂,并保家中老少平安。道士的上述活动,使道教的影响渗透到民间,渗透到赣南客家人中的各个阶层。据调查、道教在赣南客家人中,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有的人建房乃至杀猪都请来道士诵经避邪;有的人生病或遇到不顺利的事,也请道士来念咒画符;至于家中死了人,请道士做法事的,就更为常见。

佛教于公元前6—5世纪。创自古代印度王子释迦牟尼,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两晋南北朝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在我国势力最大的宗教。

大约在魏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赣南,到了唐代、佛教开始在赣南形成气候。唐中叶著名高僧道一禅师,即“马祖”,来到赣南大弘佛法,一时弟子云集,投其门下,计有139人,声势颇大,为禅宗的发展与佛教之传播于赣南,做出了双重贡献。唐时,赣南各县基本上都建立了佛寺;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随着赣南客家人数的增多,信徒的增加,赣南的佛寺数量达到了颇为可观的程度。在清朝道光年间,仅宁都一地,其佛教寺庵就多达300所左右,一个小小的村庄,往往就建有寺庵数座。据1949年的统计,当时赣南共有佛教寺庵1245所,至今,保存较好或重修的仍有数百所,其中,宁都莲花山青莲寺、石城如日山普照寺、玉孟寺、赣州市海会禅寺,被列为江西省重点开放的十四所佛教寺院中的四所。赣南佛寺的数量、佛教的势力,在于道教之上。

与佛教在赣南发展的盛况相应,长期以来,在赣南客家人中有着浓郁的佛教气氛,

史称其“好佛信鬼”,殊为事实。除遍布城乡的佛寺之外,许多人家中还供有释祖、阿弥陀佛、尤其是观音菩萨像。每逢释迦牟尼诞生日(四月初八日)、出家日(二月八日)、成道日(腊月八日)、涅槃日(二月十五日)、观音诞生日(二月十九日)、观音成道日(六月十九日)、观音出家日(九月十九日),以及弥勒普贤、准提、文殊、大势至、地藏诸菩萨和药师佛、阿弥陀佛诞生日,佛寺一般都要举行纪念活动,男女信徒们纷纷来到佛寺烧香拜佛,捐款放生。平时,也有不少人前往寺庙敬香,祈求佛祖和菩萨保佑,求福避祸。若“亲死、延浮屠作佛事”。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则家家户户焚香烧纸钱纸衣、供列酒食以济家人之亡灵及神鬼。在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中,一些才华横溢的文人也免不了受其感染,例如在著名的“易堂九子”中,魏礼与净土寺僧人关系甚密切,曾灿更是索性出家做了和尚。苏东坡被贬途经赣州,也颇受这种气氛的影响,他出没于诸寺院,访僧问道,流连忘返。

此外,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约于明末传入赣南,基督教的传入赣南,更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的事。19世纪70年代,寻邬人廖帝聘在寻邬创设了真空教。但总的看来,这几种宗教传入赣南客家人地区的时间不长,且流传地域和影响皆有限。远不能与佛、道二教相比。

赣南客家人作为汉民族的一支,其宗教信仰方面与整个汉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性具体表现在:在诸种宗教中,以佛、道二教历史最长、信徒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其中,佛道两教相比,佛教的势力与影响又大于道教;在佛、道两教的流传过程中,它们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又呈融合的趋势,据调查,在赣南,有的佛寺除祀佛与菩萨之外,还供奉老子,有的道观除祀三清、吕祖之外,复尊奉释祖、观音,乃至有的名为佛寺却居道士,号为道观而寓僧尼,至于百姓做法事,每每是僧道并请,同主道场,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融合的趋势;在佛、道诸

教的宗教仪式、节日活动等方面,赣南客家人与整个汉民族也大体上是相同的;此外,佛、道诸教之外的多神崇拜。是汉民族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个特色,赣南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也兼具这一特点,其崇拜的神祗似乎特别多,如城隍、土地、文昌、龙王、药王、江东王、东岳、赖公、火神、灶神、财神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神祠仙祠,到处都是。

除上述共同性之外;在宗教信仰方面,赣南客家人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寺观虽众,规模有限。古往今来,我国有许多驰名遐迩的宗教建筑,如庐山东林寺、嵩山少林寺、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北京白云观、武当紫霄宫等等。一般说来,它们占地宽阔、规模宏大、建筑豪华、功能齐全,体现出“名山大刹”的气派。有的寺观还拥有大量田地,例如少林寺,曾长期拥有良田数千亩。相形之下,赣南的寺观虽然星罗棋布,但一般规模都很小,建筑占地面积不大,结构也很简单,常常是山门之内,一殿堂而已。四方仙佛、各路菩萨,济济一堂。它们拥有的田地数量也非常有限,在这方面能敌少林寺十分之一的寺观也难找到。例如,1936年南康寺观财产的统计资料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南康寺观有138所,其中约有一半无田产;拥有田地的寺观中,最多的也只有二、三十亩,少的仅有二、三亩。寺观数量多。说明佛道二教在赣南客家人中的影响程度深及覆盖面广。寺观规模不大,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赣南贫穷,“自古无千金之家”,财力,对建筑规模是一个客观限制;二是与客家精神也有密切关系,赣南客民素有“崇尚俭朴”之风,他们“居不求华,服不求侈”,“宫室服器多从质素”,它体现在宗教建筑上即为:能满足一种精神需要就行,不追求建筑的豪华气派,相应,寺观规模不大,田产也无须多。

第二,信徒虽众,出家者少。客家人千里跋涉,来到赣南,古来赣南是土地贫瘠,虫兽出没的丘陵山区。在险恶的自然环境面前,在官府的压榨下,客家人一面辛勤地开拓,同时,在其意识或潜意识中,也有一种得到超自然的神灵庇佑的期望,这种客观的现实与期望,就成为宗教在赣南盛行、赣南客家人“好佛”“喜道”信徒众多的基本原因。但是,尽管信徒众多,在赣南客家人中,出家者还是很少的。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地出现过出家僧徒众多的情况,例如,梁武帝时,仅建康城就有寺院5百多所,出家僧尼十余万;北魏时期,寺院高达3万所,出家僧尼逾200万,造成所谓“僧尼半天下”的局面,以致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在赣南客家人中,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其弃家举教者历来不多。据1949年的调查统计,赣南有寺院1245座,出家僧尼1448人,平均每座寺院仅约1人,出家僧尼总数不到当时全区总人口的二千分之一,出家当道士的人数就更少了。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客家人素有奋发开创、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虽有程度不同的信仰宗教的一面,但又不甘消极颓废,完全逃离现实、沦于尘外。尤其在历史上,赣南曾长期处于地旷人少的状况,赣南客民肩负着艰巨的山区开发重任,大量的人抛妻离子,僻居青灯古佛旁,就显得更不现实。而且,自古出家者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迫于生计,无路可走而遁入空门的。相比之下,赣南虽土地贫瘠,但山水等资源还算丰富,兼之人口稀少,故自古虽无“千家之家”,亦罕“冻饿之人”,所以,出家者历来不多。

第三,宗教方面讲求实用。客家人素有务实、讲求实用的传统。赣南客家人重视发扬这一传统,史称之“耻虚务实”、每有造作,“适用而已”。在宗教信仰方面,赣南客家人也体现出这种讲求实用的精神,除宗教建筑规模不大,简单、实用之外,其宗教活动,一般也不会搞得太铺张;在对宗教教派的选择上,一般选择简明易行的教派。例如,佛教有禅、密、显、律、天台、净土等诸多宗派,其中,以净土宗最为简单易行,据说只要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并遵照一定的戒规即可成佛,超脱生死轮回。因而,赣南客家人中的佛教信徒中,许多人信奉的就是这种宗教。到寺观敬神,形式也很简单,往往是烧几柱香,磕几下头,就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赣南客家人的特殊境遇及其客家精神与汉民族宗教习俗的结合,就形成了颇具特

色的赣南客家宗教。

赣南客家人浓厚的宗教信仰。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消极影响之一:鸦片效应。马克思说: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4]

。吸食了这种鸦片,人们精神上昏昏沉沉、浑浑噩噩,思想上易导致迷信——宗教虽然不等于迷信,但两者确有一些相通之处,并无天然之鸿沟。有的人因笃信宗教,由此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或消极待世的思想、认命的思想,寄望于来世的思想;这样,积极处世的信心、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意志却因此遭到削弱,甚至于“病无医药,专事祈禳”,[5]以宗教迷信手段来代替对于疾病的医治,直接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在现代,仍有这方面的悲剧发生,例如1978年,定南迳脑公社农民钟友添,在误吞鸡骨后,不去卫生院进行治疗,却迷信神汉道士的所谓“九龙探海术”,将筷子断为九节,再以所谓“符水”冲服,结果造成胃穿孔而死。[6]

消极影响之二;耗费钱财。敬神、迎神、打醮、做道场、神佛诞日纪念活动等等宗教活动,都要花费不少钱物,至于遍设赣南客家地区的宗教建筑,其耗费就更大了。根据地方志记载,赣州府建江东庙,花费“白金七镒有奇”,长宁县建关帝庙,耗“银三百六十七两有零”,于都慧门院塔,“其费以万计”„„。当然,这些单项建筑的费用,比起其他地区的某些大型宗教建筑的费用来,仍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赣南众多的宗教建筑,其耗费之和,却是一笔惊人的数目。加上赣南长期贫穷,这些耗费对于赣南客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对于赣南经济发展的不良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消极影响之三:滋长劣风。寺庙宫观,由于常有香客施主捐款济物,生活一般不成问题,但这种优越条件,有时也会成为滋长好逸恶劳之风的温床。在出家僧道中,既有诚心修行者,也不免会混进少数游手好闲之徒,他们投奔佛道之门,不求正果,惟求清闲舒适,不劳而食,乃至坐吃山空、败坏产业。例如,于都福田寺是历史上的江西名寺,五代时高僧吴僧伽辛勤开垦,在寺周围辟田若干亩,可是,在他死后,“迩岁,其徒?

惰弗自立,于是悉贱售之人。”更有甚者,有的人竟利用宗教活动来敲诈钱财,他们“每年以赛会敬神为名,敛积巨资。”“赣俗喜演戏谢神,无赖棍徒籍此敛钱图利。”[7]据调查,直至今天,赣南仍有极少数这样的人,他们非僧亦非道,却占据寺庙,从不劳动,仅依靠信徒们烧香拜神,赠款济物而富了起来。这是一种变相的敲榨剥削,此风殊为恶劣。

不可否认,赣南客家人对于宗教的长期信仰,客观上也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

首先,在铸就赣南客家人乐善好施的优良道德品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提倡善行善举,时时行善,处处行善,以积“阴

功”。道教也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8]

主张“恒生善心”、“行诸善”乃至“损己济物”。[9]佛、道关于“善”的观念,长期以来,给予笃信宗教的赣南客家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赣南客家人善良质朴、乐于助人、修桥补路、建亭施茶,相沿为习,这与其宗教信仰有着一定的关系。诸多方志对此都有明确记载,兹举新编《石城县志》(1989年版)为例。据该志记载,“石城古来民风淳朴,且佛教盛行,故乐善好施是为传统,凡公益之举,有首士倡仪,从者呼应,捐资出力,多方乐助,所以历来桥、渡亭、路均多由民间募资建造„„。”仅石城的桥一项,明代以来,由个人行善出资建造的就有数十座,赣南其他县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其次,在植树造林和护林方面起了好的作用。佛、道提倡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并且为达到良好的修炼效果,也需要幽雅宁静的环境,所以,二教皆重视植树造林和保护树木,故凡有佛寺、道观之处,大多绿树成荫,郁郁葱葱,在美化环境、水土保持方面功效显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赣南的森林资源是保护得比较好的,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这与赣南客家人的宗教风水观念也不无关系。

第三,在文化方面的价值。赣南的一些宗教建筑、佛象,是我国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宝库中的珍品。至今,赣南仍保存有一些

很有价值的宗教建筑。例如,信丰大圣塔“相传吴大帝赤乌年造,高九级,每级中间一小

级,俨然十八级”,[10]

建筑雄伟壮丽,有“江南第一塔”之美誉。又如赣州舍利塔(或称慈云塔),用青砖砌成塔身平面作六角形,凡九级,塔身各层平座里面,均成一暗层,设有佛龛,原来还有木构出檐四廊,后焚于火,整个塔身结构平衡,稳重端庄,建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距今已九百多年,虽久经风雷雨仍屹立无恙,反映出赣南客家人高超的建筑技艺,1957年,它被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列为全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为突出的是,赣州城西二十华里的通天岩,堪称我省宗教艺术的宝窟。那里有我省最大的石龛造象群,共有石龛279座,另有石刻佛像348尊,大多为北宋作品,也有少数唐朝作品,这其中许多佛像造型逼真,栩栩如生,体态飘逸,刀法柔和细腻,达到了较高的雕塑艺术水平,它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年四季,吸引着大批游客。在历史上赣南客家人的宗教建筑,深受一些来赣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赏识,观赏之余,他们往往挥毫作诗赋,以抒感受,其中,不少是为人们所喜爱的优秀文学作品。例如,江西诗派之祖黄庭坚的《慈云寺》、苏东坡的《崇庆禅院经藏记》、《天竺寺诗》并序、《景德寺荣师湛然堂诗》、文天祥《马祖岩寺诗》、解缙《重建寿量寺记略》、《上坛观诗》、《重修福田明觉寺生佛道场碑》等等。明儒王守仁到赣南曾亲游通天岩,并赋诗三首,其中一首诗曰:“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月来何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他在宣扬唯心论哲学的同时,观赏通天岩的宗教艺术品,感受着赣南客家人的宗教气氛,随口吟出了这首颇具禅趣的律诗。此外,有关宗教的种种传说,丰富了赣南客家人的想象,有的宗教音乐,也给人以一种美的艺术享受;伴随着一些宗教节日的各种戏剧,又丰富了赣南客家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综上可知,赣南客家人有着较浓的宗教意识,其宗教信仰与汉族大致相同,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其宗教信仰的后果,有严重的

消极面,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和价值,对此,我们应作客观的、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1]

《明史·刘渊然传》 [2]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3]

同治《赣州府志》 [4]

《墨格尔法哲学批判》、《马恩选集》第1卷第2页 [5]

同治《南安府志》 [6]

《道德经》 [7]

同治《赣州府志》 [8]

《道德经》 [9]

《初真戒》 [10]

同治《赣州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