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演绎真实人生的老戏骨(作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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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演绎真实人生的老戏骨

24年前,他就到达演员生涯的峰顶,在经历了狂妄和自以为是之后,他逐渐发现这个躁动的圈子带给人不由自主的浮夸,优点和缺点一样,容易被人夸大,他重新开始思考人生。他此后警惕自己,要努力做到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做一个“人”。

《围城》与转折

出演《围城》对于陈道明而言,是一个重要转折。因为扮演入木三分的方鸿渐,他被大众所熟知,更因出演这部优秀的文人小说,而与钱钟书结识,并由此对演员和影视圈有了重新的认识。

在这部戏中,他用了“一惊一乍”表演法:总是神情落寞地游离于周边环境,每被旁人问到和提及时,都先是吃一惊,才回过神来。这个冲突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也不断加强了人物性格:方鸿渐永远是一个游离尴尬的局外人。为了找出方鸿渐那句“李先生不得了,了不得”的神韵,他练出一口尖声尖气的“上海普通话”,这种口音在方鸿渐耍贫嘴的时候更为生动,酸腐的小知识分子气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围城》播出之后,钱钟书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陈道明让他看见了一个活的方鸿渐。

陈道明与钱钟书因戏结识,一老一少在一起什么都聊。他很羡慕钱先生家里弥漫的气息,那种闻得到书香,也让人感到安静的氛围,眼前是两位饱读诗书,却非常浪漫、非常懂得生活的老人,他看到了一种真实的从容。迷茫的年轻人突然感觉,在这样的文化人面前,“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

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我的前半段生活近乎可笑,也有点摇头晃脑了,有点莫名其妙”。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 “你还是你自己吗? ”他重新想,“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 他给自己定下了未来希望成为的样子:一个满腹经纶,却不炫耀的平凡人。一旦甘愿放下名利的欲望,也就不需要去假装和说套话了。他给自己定下准则,在拍戏的时候用功、用心、用力,就行了。

30年的游离与较劲

陈道明演艺生涯32年,一直警惕地与自己工作的圈子保持相当的距离,却也始终站在一线最贵男演员之列。

当年一起拍《一个与八个》的小伙伴们,在这之后的30年间,潮起潮落,不断调整自己适应时代的姿势,以不同面目、态度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中。张艺谋在这些年间,完成了从摄像到导演的转换,从文艺片导演到商业大片导演,并通过早期在国际获奖的文艺片和导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跻身世界导演的行列。只有陈道明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始终只执着地和他的角色较劲,甘心演着电视剧。 他对表演较真的程度在圈中是出了名的。陈道明说,自己的创作习惯是导演可以无限拍,从拍《围城》那会儿就这样。导演即使说“OK ”他也会再给你来条别的表演方式。同样的情节、位置,他会给出“大”、“中”、“小”不同尺度分寸的表演,把几种状态都演出来,“赤橙黄绿蓝青紫,最后导演来选择”。

因此,哪怕是《建国大业》中给人敬个礼,他也要在50秒钟的平台上做得与别人不一样。光是服装他就要求重做了两遍。“凡是示人的东西,你尊重了它,它才尊重你。有的人爱这个职业、爱赚钱、爱出名,这都没错,但尊重这个职业比爱这个职业更重要。”但这些较真,都是向内的,他也无意往外伸展。比如他承认自己不算是勤奋的人,因为从不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 那些角色,也都是剧组找到他,他觉得可以干就去了,从没有过他主动找来的角色。这还和面子有关,“我去找人演,不是有失面子? ”他觉得。

陈道明一直是中国最贵的男演员之一,虽然都是被人高价请来的,可拍戏的时候,他不迟到,也不早退,甚至为了让自己状态不懈怠,拍戏现场连椅子都不带,一直是拍多长时间,站多长时间。“有人说我很难搞,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求自己很多,所以我要求别人也很多。”

知识分子也可以有风骨

陈道明并不高产,30年的演艺生涯,参演的电影不超过20部,电视剧不超过35部,在最高产的年份有过一年三部电视剧、两部电影,但也有时一歇两年不拍戏,全凭自己高兴。

纵观他饰演的人物,主要有两大类:帝王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帝王和知识分子是性格和气质距离非常远的两种人,可陈道明自如地游走其间,在阴郁中露出阳刚之气,儒雅中透着逼人的霸气。

2001年陈道明出演陈家林导演的电视剧《康熙王朝》,沉寂数年后再次迎来事业高峰。历史上的康熙少年得志、快意恩仇的性格特征比较鲜明,但是陈道明塑造了自己比较中意的处心积虑、老谋深算的性格。他甚至很多处不自觉带入了自己对社会、国家的态度和情感。

2004年,电视剧《中国式离婚》里,陈道明把知识分子的清高,又犹疑不决、疲于奔命、懦弱的个性演绎得入木三分。

他愿意继续拍知识分子,更想的是拍一些知识分子的缺点。他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能写出很多戏来,但他说始终没有碰到哪部作品是写得特别好的。 陈道明至今保持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不参加应酬,不问时事。他喜欢待在家里,也喜欢收拾家。家,一定得干净整洁,桌子上摆的东西歪了,必须要扶正。收拾完特别干净,他会觉得很舒服。这是他要的一种心境。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陈道明以一种固执的缓慢,生活在自己的步调里。 近四五年,在不多的接受采访的时候,陈道明已不局限于指正身边所见的不满,他开始公开批评国内品质低劣的影视剧作品,包括圈内急功近利的风气。 “这些剧能面世,是导演脑子完全进水了。”他更不理解的是,那些烂剧的故事本身就是假的,演员还要在那里装模作样、声泪俱下地演,越认真演却越加重了这种假。

他似乎无心去做振臂高呼,或以自己的知名度去影响什么的事。他既没有想因此成立什么工作室,多做些好剧来略微改变这个环境,也没想做个公知,搞些演讲,洗涤一下现在的年轻人。

“所以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做) 一个‘人’。”他只给自己设定了为“人”的下限,即你可以不知道对社会和朋友有多大贡献,建设性是零都没关系,但一定不能有破坏性。“不管任何情况下,不能对人和社会有破坏性,这是做人的底线。”

让世界无奈于我

演员这个职业其实有点矛盾,戏演得好的通常都不是那些宣称自己热爱表演的人。像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影迷涵盖老中青三代,却经常以戏子自居,对给予自己荣耀的演员这个职业没有太多好感。但无太多好感不代表不敬业,他尊重自己的职业特性,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也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10集的电视剧拍上100天都是常有的事。剧组里的人想法都很单纯,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投入和回报是否成正比根本不在创作概念里。为了晒黑皮肤,导演可以带着演员们去水库边晒上一个月太阳;为了演一部40分钟的独幕话剧,全剧组可以去车间实习3个月。更夸张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拍《末代皇帝》,一部30集的电视剧竟然拍了整整3年,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很正常。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非常浮躁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停工一天会损失多少钱,演员们也越来越关心合约完成后有多少钱打入自己的账户。大环境的改变让陈道明很不适应。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葛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了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电视剧《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拍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片酬他也不演,可一旦接下一部,他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串戏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因为“想保持精神的亢奋,不给自己犯懒的机会”。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有原则的统一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个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为了达到这种统一,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比如他要拍戏,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有自己的神韵,必须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很多电影、电视剧,你一看就知道衣服是假的,因为它没有长在演员的身上,让你一眼就能看穿是租来的、借来的。拍戏,尤其是古装戏,我认为应该有个化身的过程,让这件衣服化在你身上,怎么看怎么像是你的,所以拍多久,我就穿多久。”《楚汉传奇》拍了6个月,陈道明就把其中的几套戏服穿了6个月,其间从未穿过别的衣服。即便回家,他也依然穿着刘邦的衫裤。拍完戏把衫子一

脱,他才变回了自己。

拍摄电影《归来》的时候,陈道明也是最先对陆焉识的服饰产生了兴趣,他在落魄知识分子陆焉识的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可是等到把剧组准备的衣服一穿上身,他立刻感觉不对劲。“为什么会有这种疏离感?就因为那件衣服是人为做旧的,我对那种脏和破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就勾勒不出人物的气质。”于是他请剧组重新准备了一套服装,他日也穿夜也穿,还特意将衣服挂进筒子楼的卫生间里,使其沾染上潮湿的气息。就这样,衣服在陈道明的陪伴下变得肮脏熟软,他跟陆焉识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就穿着戏服待在片场,巩俐也是这样,她喜欢坐在一个旧藤椅上发呆,我们很少交流,但是那种交叠的命运感和光阴感就渐渐培养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入戏了。”

“现在打开电视机,一会儿八路军,一会儿游击队的,可是看看演员的衣服都那么新。女战士在野外日晒雨淋、摸爬滚打,头发竟一丝不乱,还画着浓妆。很多人说了,这是审美需要。可是养眼真的是唯一追求吗?观众就那么肤浅吗?”对于现实,陈道明无力改变,所以他选择不干涉,但如果要他参与一部戏,比如饰演八路军,旁边搁一个打扮得明艳动人的女政委或者女卫生员,那他是不干的。

傲不是一件容易事

因为气势难掩、言论率真,陈道明往往被认为孤傲、冷漠,甚至难以接近。当初跟陈道明合作拍《一地鸡毛》时,冯小刚最担心的就是陈道明太孤傲,演不好那个处处讨好他人、左右逢源的小职员小林。陈道明仿佛看出了冯小刚的担心,主动请冯小刚到家中喝酒——平素他最讨厌在酒桌上跟人称兄道弟,但这次两人聊了整宿,干掉了一大瓶二锅头,也理清了演戏脉络。隔天一进剧组,他就像小林附身一样,十二分殷勤周到,处处赔着小心。每天收工后还要帮忙收拾东西,对任何人都笑眯眯的。可是等到戏拍完,吃散伙饭的那天,他连个过渡都没有,“唰”的一下就离开了小林,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波澜不惊的表情,周围的人都大为诧异,冯小刚感慨:“你这变得够快的!”他淡淡一笑:“这就是我的职业,我就是个戏子。”

“戏子”这个词,含有很深的轻视意味,很多人都对其避之不及,陈道明却坦然笑纳。在他看来,现在的文艺结构跟旧社会的草台班子颇为相似,艺人努力迎合社会商业大潮的需要,甚至不惜丢掉底线,这点还不及旧时的戏子,所以他宁可当个有操守的戏子。圈内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但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的钱,那其他角色会请些什么人演?这部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这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拍一部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都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但他“只负责踏实演戏,不负责配合媒体塑造自己”。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他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冷了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