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
初一 散文 1959字 423人浏览 卢维前

梁祝

如果要用一首乐曲来象征中国,那么能担当此重任的莫过于《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了。然而有点讽刺的是,即使是拉小提琴的人也未必能完整的听上一遍。对于一般的音乐爱好者,能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首大约半个小时的小提琴协奏曲的人恐怕也是寥寥无几吧。大多人只是听过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改编版(确切地说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改编),抑或是一些民乐演奏的版本。这正如四大名著妇孺皆知,但真正读过原著的人却不多一样,总让人有喜悦与忧愁并存的感觉。

至于写关于梁祝的文章,我特地查看了一些,大多都用华丽到难以置信的笔墨来描绘故事的凄美和旋律的动人,最多参杂点使人难以自拔的联想和个人经历于其中,富有强烈的感官美。而我如今却偏偏不写感官美,一来我不善辞藻;二来能写的都写过了;三来《梁祝》听过上百遍了,再去挖掘其中的感官美似乎已有点麻木。我所写的,是一个拉琴人眼中的梁祝。

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梁祝》首演。俞丽娜缓缓而略带忧愁地奏完了结尾的人工泛音,演奏堪称完美。然而,台下却没有掌声,一片寂静。突然,一声掌声响起,直到这时听众似乎才回过神来。接下来,慢慢地,两下、三下„„所有的听众终于无法克制心灵所受的震撼,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梁祝》并不出自于天才作曲家之手。何占豪是非正式编制的学生,陈钢当时也不过只是一个出生于音乐世家的在校生罢了。作曲家们也更不可能有贝多芬般动心忍性的经历,以至于用沧海桑田的感慨谱写出生命的激荡旋律。《梁祝》的产生很偶然,很平凡。但却因为时代的特殊原因造就了不平凡之必然。《梁祝》诞生于那个被称作“大跃进”的年代,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孟波当时敢于拍板写这个江南的爱情故事,是要背一些政治责任的。果不其然,首演成功后,人民日报在头条刊登了批判《梁祝》的文章。说工人听了,机器开不动;农民听了,锄头扛不起来;解放军听了,枪打歪了。声称这是“软刀子”杀人。 可那时有谁会知道,《梁祝》仅仅是一个江南的爱情故事那么简单吗?当时间的流逝悄然地摘下了虚伪的面具,磨圆了不平的棱角;当我带着无比的虔诚与向往去聆听她、演奏她时,我惊奇地发现。《梁祝》写的何尝是爱情故事,她书写的是作曲家本身,是一个时代众人心灵的真实写照。

最听不懂、最拉不来的,当属中段的抗婚和后半段的哭灵投坟了。总觉得在表现对封建势力的抗争上欠缺力度,甚至有些外国乐团把抗婚当成喜剧来演奏。后来长大了些,能读点古书了,却发现每一个和弦、每一个重音,都是用最无力的喉咙喊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怒吼,用最瘦弱的双手挣脱缠身的束缚。而每当我走入曲子本身,总能有另一番体会。我仿佛看到了作曲家内心的一股不平之气,他们似乎不甘于西洋乐在中国的遇冷,不甘于中国音乐的现状。他们骨子里呐喊,有朝一日,要让蓝眼睛高鼻子来演奏我们的音乐;有朝一日,我们的音乐也可以站在世界的巅峰。我时常在想,或许不是因为国人对爱情故事的赞颂,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内心都暗含着这样一股不平之气,《梁祝》终得以流传至今。

我对《梁祝》有这么深的感情,可能是因为我和老师彼此间的了解与熟悉所致吧。我的小提琴黎老师是何占豪的“铁哥们”,他们的内心情感或许是有这样那样的共性吧。因而每次琴声响起,我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他们,或许说是那一代的音乐人所特有的气质——对生活的乐观,对名利的淡薄,谈吐间的风趣和人格的高尚。

每次回深圳去,都是要去老师家坐坐的。倘若时间比较紧,那便不回自己家,径直前往了。他听说我要来,总会把我的几个师兄都叫上,一起出去吃饭。顺便吹吹牛皮,笑侃往事。每次出去吃饭,也是老师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我们几个不听话的徒弟总会偷偷地把单买好。说实话,如果我们都把琴带上,和餐厅老板商量一下,让我们表演些曲子,这顿饭

估计也就不用钱了。不过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拉琴都不是为了吃饭,只是把它作为人生一大乐事。师徒间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矩,随和的很。其实老师教琴只是一方面,他更重要的角色是我们人生的导师。黎老师的人生观,价值观总在影响着我们的为人处世,把我们塑造为一个大写的人。

时代造就了《梁祝》,而曾离她那么近的老师又在不经意间把《梁祝》的精神与精髓传授给了我们。虽然我们这几个和相识了十多年的学生没有一个人能完美的演绎她,但是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是能够把梁祝续写下去的人。

我曾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一个从作曲角度来讲毫不完美乃至是稚嫩的协奏曲却造就了中国史上最大的完美,自定稿后未动一笔,传奏至今,无法超越?为什么似乎每个人都会背梁祝,以至于外宾拉琴时一个感情处理的错误能引来当时交响乐欣赏水平还很低的中国人的哄堂大笑?为什么外国人永远拉不好《梁祝》,而我们却能把外国曲子拉得和外国人自己演奏的一样好?„„

如今看来,答案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