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的童年
初一 记叙文 8799字 123人浏览 zhouquan689

1 找回的童年

周末的一个早晨,先生的手机响了,我顺手拿了过来,一看号码不认识,我就接了,我问:你找谁?

他说:“我找蔡某某。”

我惊讶了:“你怎么会打到这个电话来?你是谁呀?”

他说:“我是他的同学,你是谁?”

我说:“我是他妹妹。可你不该有这个电话号码呀?”

他说:“哦,那你是蔡虹吧?能否把你哥哥的电话号码给我?” 我追问了一句:“你到底是谁?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我是白春乐,想起来了吗?”

我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然知道,你全家人我都记得。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哥哥。”

我从来不曾忘记过的经历,从没有忘记过的人,一下都涌到眼前:屈指一算,四十二年啊!居然真的能够找回我的童年!

一个微信群很快的就联系到了17个人,相信队伍还在不断扩充,割不断的情啊!儿时的记忆重新被翻起,我们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为什么早就没有想过用文字记下那一段的生活?现在就一段段的写吧,再不写我们就老了,我们的孩子不会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不知道我们为何眷恋那段时光了。

和白家的故事

我们一家到乡下最早认识的是白家,白大伯应该叫白佩琢,白大婶叫什么没人提起过,只是觉得像一家人一样。他家四个儿女:白春祥、白春乐、白春兰、白春新,春兰和我年龄相仿,又是他家的唯一女孩,我们俩在一块的时间最多。

说起和他们家的交情应该是,进门从来不用敲门,脱鞋就上坑,有什么吃的就往嘴里搁,基本属于“共产主义”。

妈妈不会做衣服,更不会做鞋,白大婶给我做过一双鞋,是当时大家都穿的偏带布鞋,我可开心了。春节前,白大婶带着我和春兰去太平村赶集,积雪的小路一步一个跟头摔过去的,开始还知道疼,后来几乎就没有感觉了,回到家棉鞋也湿了,棉袄也湿了,可是好开心啊!白大婶和我妈妈说,真的怕把孩子摔坏了。

有一次发烧,不想吃饭,在白家的炕上和春兰、春新玩,还嗑瓜子,晕晕乎乎,一玩什么都忘了,最后,还是吐了,白大婶吓坏了,帮我收拾了,送我回家,还直和我妈妈道歉,妈妈说没这么娇气,结果我到家就好了。想起那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娇惯,长大了也就不知道什么叫苦了。其实真的很感激白家一家人。

2 妈妈想养鸡,去赶集,买回来两只瘟鸡,结果白大叔看出来了,劝妈妈把鸡埋掉,结果还是晚了,全村的鸡都得了鸡瘟,有的人拎着死鸡找到我们家,我吓坏了,但是白大叔白大婶替我们说好话,说妈妈不懂,应该原谅。结果妈妈挨家送药,赔钱,大家看到我们的诚意,很是宽容,我们也很感谢全村的人的善良。后来大叔大婶还送了我们两只鸡。来年春天,妈妈买了20多只小鸡,公的少母的多,就和老乡们换,给他们母鸡,我们留公鸡吃肉,其实我自己养的鸡根本就不舍得吃。大家说妈妈不合算,不忍心,但是妈妈坚持要这样做,也算之一种赔偿吧。因此大家对我们家都很好,因该说是善良赢得善良吧!

和小伙伴的故事

全家下放到农村,可能对大人们来说是一种伤害,但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有诱惑力的新生活。我本来是不大爱说话安安静静的女孩,到了农村后很快就和热情的农村孩子融到一块。开始他们嘲笑我们说普通话“侉”,看我穿背带裙,说我没穿裤衩,我很生气,但是很快就觉出来时有一种羡慕在其中了。我学会像她们一样只穿小短裤,跨栏背心,光着脚丫,满村跑。刚开始怕扎脚,怕踩脏东西,后来什么也不在乎了,反正每天晚上都是一大盆泥汤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下河游泳,那时大约八九岁的样子,先是在水坑里玩水,大人们说水太脏不让玩,从坑里爬出来的时候,忽然想到妈妈肯定会生气的,不敢回家,最后好像还是白大婶和妈妈说了,妈妈居然没说我,只是告我以后不要去坑里玩,于是玩水的阵地转移到了河里。那里可真是孩子们的天地,河上的桥连接村子内外,桥的两侧也是男女生游戏场所的分界。左边是女生,右边是男生。男孩们是不穿裤衩的,光着屁股从桥上往下跳,女生远远地可以看清男孩子屁股那块的白印。其实我们的身上一样,只有穿裤衩的地方是白的,浑身上下都是黑黑的。那时候都不会“扎猛子”,但是可以摸蛤蜊。拿着脸盆,漂在水上,脚下踩到蛤蜊就侧身去剜出来。回到家,洗干净,妈妈就煮着吃,炒着吃,可鲜了。摸得太多,吃不了了,就把肉弄出来喂鸡,鸡吃了可爱下蛋了。夏天都不“歇伏”。剥下来的蛤蜊皮铺在泥地上,下雨也不会泞了。快乐的夏天,有收获的夏天,三年夏天没有穿过凉鞋,脚丫子也很肥,买鞋要买二型半的。

我和刘华(刘金华)、小六(朱秀荣)是最好的伙伴,同班同学,常在一起玩。出去拾柴,带着绳子,扛着耙子,说实在的真的楼了不少,但是不会捆,她们帮忙也没弄好,结果她们到家是一大捆柴,我是一路走一路撒,到家还剩一小把。被大家嘲笑一番。但是,我享受了在溪边喝水,在地里挖胡萝卜吃,吃生的嫩玉米,甜杆(高粱杆、玉米杆),当然吃生辣椒、生茄子,更不是回事了。直到现在,我自己做饭的时候每次做茄子都会生吃几片,想找到原来的味道。

2015.12.24

3

我们的老师们

我的小学生活在联盟真正开始。我的老师们的组合是这样的:下乡知青,当地有些文化的人,比方说我的班主任就是小队的会计。唯一一个有大学学历的就是丁鸿强老师,他是上海人,复旦大学数学系高材生,好像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到了我们村,而我们学校最高的年级是初二。

先说说我的班主任吧,我真的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那时候不是很习惯叫老师的名字,随便叫长辈的名字是被视为不礼貌的。好像他应该叫王胜国。写一笔好字,可惜那时候懵懂顽童不懂欣赏,也不会学习。王老师并不凶,但同学们挺怕他。他上课很有耐心,还爱琢磨事,比方他发明了个“去九法”,用来检验我们的算术题结果是否正确。我是学的最好的人,可能他也比较喜欢我吧,但我并不感觉他偏心。同学在上课时睡着了,他就悄悄走过去,然后突然间说“喀拉拉!下雨了!”同学就一下醒过来,有时吓醒时不自觉地会喊奶奶或者妈妈,全班就会哄堂大笑。同学们为了避免出洋相,当然不让自己睡着了。王老师爱抽烟,总是弄个烟荷包或小烟笸箩,里面放上裁好的纸,我们和他混熟了,就帮他卷烟。卷的人多,卷出的样子也多,长枪短炮的。有的不等抽就散了,有的抽了一口就没了,我们就是一通嘲笑,互相贬对方,他也不生气,拆开重卷。烟是可以拆开重卷的,有时烟纸烂了,只能扔掉。我们自觉得浪费,不敢再祸祸了。

跟着王老师上课总是有快乐的。夏收季节到了,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帮家长收麦子,学校决定早晨五点上课,七点回家吃饭,然后八点再回学校上课。但是大家没有人埋怨,就是觉得好玩。王老师又和学校申请带我们班去一、二里地外的铁工厂上课,我们好像是受了优厚待遇一般,兴奋地不得了。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喝的水,我就用大的葡萄酒瓶子带水。第二天,用什么带水的人都有了。真的不是为了喝,是为了玩。到了铁工厂,除了王老师就没有别的老师了。厂房后面是大埝,就是我们常去“洗澡”的那条河。王老师说我们在这里上体育课,有些男生就想往河里跳,被王老师揪回来了。然后又有人往有小“房子”的地方跑,快跑到时候,有人大喊:“那是坟地!”王老师忽然也意识到了,那是有的人家棺材还没有下葬,暂时存放的地方,为了一种庄严,在棺材上搭了一些东西,远远看去像“小房子”。同学们都笑了。

现在想来,我们就是一群大自然的儿女,大自然给了我们山,给了我们水,给了爱我们的人。

真的没想到,那样的生活会很快结束。73年暑假前,妈妈带我去上海,回来之后,我以为还会回到那个村庄,但是没有,再也没有! 突然就这样全家都回来了。我哭了,和妈妈说:我要回联盟!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看我黑黑的样子,以为我是农村娃,一脸的不屑,我也不愿意和他们说话。打预防针的时候,我

5 唬”的场面。也是从那以后,我总是试图自己去找故事书读。我们全家下放之前,妈妈是师院的图书管理员,我常去图书馆,但是不认字,只能看有图画的东西,八、九岁了,认识了一些字,却没有书读了。孙国权说书又激起了我的欲望,老师们的办公室是我常去的地方,那里的书柜只有很有限的书,但是那里是我常去的理由。小说很有限,我想借,老师们不以为意,有人问我看得懂吗?我虽然不确定,但是嘴硬,还是说:看得懂。第一本书是《海岛女民兵》,我不懂那叫小说,只知道那是“字书”。这本书让我着迷,妈妈很奇怪我为什么不上课的时候,不出去玩了,发现我在看书,都奇怪书是哪来的。其实从那时开始,图画书就不能满足我了,但是,当时那个小村庄的书太少了!那时我多想有一本《岳飞传》啊!

孙秀文、张慧琴和刘丽华都是知青,我家刚到联盟的时候,给我们的盖的房子还没完工,就和她们住在一明两暗房子里,我们四口住一间,她们住一间。一开始她们给我们腾屋子,张慧琴还不愿意,嘟着个脸,好大不情愿。但是后来她和我妈妈处得很好,什么事都找我妈妈倾诉,她是个眼窝很浅的人。其实也难怪,我们去的时候,在我眼里她是大人,可实际上,张慧琴只有十九岁。孙秀文比她大一岁,刘丽华比她大两岁。张比较外向,喜怒形于色;孙比较包容,刘则不大流露。不知道为什么,张慧琴和孙秀文做了老师,刘丽华没做,所以我们和孙秀文、张慧琴接触更多一些,不管什么性格,大家都能够友好相处,也许那时候我们小,大人的世界还不明白吧。

丁鸿强是这个人群中最年长的,也是正规大学出来的人,他比他们大个七八岁,深受学生欢迎,他教初中,虽然只有两个年级,但是学生们很爱上他的课,可以说他把很多人带到数学的殿堂,无论是全家下放的孩子,还是当地农民的孩子。那时的课本没有这大的量,讲完课他会给学生们讲故事。学生上他的课很着迷。应该说没有人在他的课上捣乱,因为学生们就会办掉捣乱的人。因为学校不设初三年级,上完初二就要到远景公社去上学,后来丁老师也去远景工作了,只是他常回来。

想来文革给我的留下太多的东西,可能很多是残酷的东西,但是在我们那个村庄,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留下的更多的是成长的记忆。我后来很喜欢看梁晓声的小说,只要有他的新作品我就会买,这不能不说就是联盟的情结。

2015.12.27

6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没有围墙,没有操场,只有两排房,一个年级一间屋子。好像我记得但是的三四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左边两列是三年级,右边两列是四年级。三年级上课,四年级就写作业,四年级上课三年级写作业。老师说,这叫复式教学。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是上一年级的,没有赶上这个班。所有的老师都在一间屋办公。

就是这个小小的校舍给了我们无穷的乐趣,也培养了很多日后人才。 学校了没有音乐教室,但教室里会有歌声;学校没有操场,紧挨着学校就是打麦场。跑步,跳绳,跳山羊,哪样都不少。“山羊”不够,同学一猫腰就是另一个人的“山羊”。麦场的平整度比人工操场一点都不次,没有哪个同学会想到什么“办学条件”问题。一下课,觉得教室门口地方小,大家就会去那疯玩,有时会听不见铃声,迟到了就会让老师臭骂一顿,下节课还会去。 我是不善运动的,但是也愿意看同学们玩,更感兴趣的是看农机具的工作。有一次,看脱粒机太入神了,机器的轰鸣根本就是对面说话都听不见,当然听不见铃声了。农民叔叔示意我小伙伴都走了的时候,我才发现就剩我自己了,赶紧跑回教室。等着老师骂我的时候,同学们都笑了,可能因为我是平时比较乖的学生吧,老师没舍得说我,我灰溜溜的坐在位置上,下次再也不敢这么投入了。

有学校有同学就有快乐,同学们之间也会发生矛盾,但是没有请家长的问题,也没有因为孩子问题家长发生冲突的。

教室里的桌椅是长条桌,长条凳,两个人一套,在桌椅上划线的问题当然免不了,两个人坐在凳子上,发生矛盾一同摔倒在地上引得哄堂大笑的事情时有发生。

同学们平时都野惯了,不穿鞋的,不穿背心的都有,最后老师们规定:上学时必须穿鞋,穿背心,现在想来让人忍俊不禁。

斗嘴是最寻常的,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同学间骂街的情况不多,急了就说对方家大人的名字,这是对对方最不尊重的表现了吧?当然对方可定也会因此而不依不饶。现在想来这可能是最草根化的德育教育了吧?

还有一项内容就是模仿别人说话,这些都是小孩子最爱做的,几乎是无师自通,而且蔓延很快的。村里有一家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家很穷,家里只能吃疙瘩汤,我们管疙瘩叫尜尜(音:ga 二声。查来应该是这个字),村里人说他们家是谁下地谁才能吃尜尜。有一天孩子想吃一碗尜尜,妈妈很为难,问孩子爸爸,爸爸说:不干活还想吃尜尜?喝汤!回到市里多年,早就不记得当地乡音,但这句则记得清清楚楚。同学们非常爱学这句话,天天用这句话来讽刺那些懒孩子。还有一个爸爸去镇里赶集,看到卖冰棍儿的,想想孩子,就给孩子买了一棵冰棍,可是到了家都化得没影了,孩子撅个嘴,说:什么都

7 没有啊!爸爸不这么看,说:嗦罗嗦罗棍儿也是好的!现在想起来好让人心酸呐!可那时候大家在佩服伟大的父爱之外,还是让笑话来说成名言了!

当时的物质生活的确不够好,我印象中联盟不是工分最低的村,但是没有壮劳力的家里还是差一些,但是孩子们在学校里总还是快乐的。

2015.12.28

我们的村里人

我们生活的村子,确切的说叫“联盟大队”,是一个不大的村子。一共有四个生产小队,我家被分在二小队。进村先过桥,先到三四队,而大队部设在三四队。三四队和一二队之间隔着一个小水塘,一二队离学校近一些。

说起村里的人,似乎模糊很多了,很多人我记不清楚了。但是很多人记得还是很清楚的,不知说来会不会引起很多人的回忆。

刘华是我的好伙伴,也常去她家玩,她家有三姐妹,爸爸是小队会计,为人可好了,什么时候都是乐呵呵的。二姐是村里的风云人物,很能干。好像是女民兵队长,而且唱戏特别好。那时候唱戏当然只能唱样板戏,村里唱的可不是京剧,而是河北梆子,她总是演李铁梅。不记得她比我们大多少,反正就觉得要仰视她。

记不得是哪一年,也许是71年,也许是72年,刘华的爸爸突然间去世了,想来也就是心梗吧。全村人都去了。要说明的一点,原来村里要有人去世,对孩子来讲是很害怕的。我到联盟第一次遇到老人去世的事情,还是高红艳的姥姥,她家住在我们的前排,因为是城里人,没有打算葬在那里,因此来了殡葬车,在姥姥停放家里期间,村里的人就讲了很多传说,什么猫狗的问题,什么“诈尸”的问题,闹得心里好紧张,本来是好伙伴,都不敢上人家去了。而且,抬姥姥来的车开不进来,只能用担架抬过去,我记得清清楚楚,担架上有一个紫色的帐子,从我家门口过去,我好几天都在做梦。现在想来很是幼稚,当然村里人也是很迷信,关于死生问题有太多的说法。而刘华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恐怖了,大家没有说那些恐怖的事情,因为刘会计是个大家熟悉而又尊敬的人,我们是刘华的好朋友,咬着牙也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葬礼。村里来了好多外人,那是他们家里的亲戚,从老远的地方就开始放声大哭,让人听了很容易和她们一起悲伤,毕竟逝者只有五十岁左右。到刘华家,院里摆放着一口紫红色的大棺材,一头高,一头低。大家都很悲伤,看到刘华哭得撕心裂肺,我们这些同学也都哭了。当时,真的就是小孩子,还不知道失去爸爸,除了少了一个疼爱的人,还会缺少什么。只有经历过的或者成年以后,才会懂得“年少失怙”是怎样一个难!

大队部吸引我们的原因很简单,那里也是全村人娱乐的“最高级别”的场

8 所:晚上看戏、看露天电影,当然,在文革期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用——开批斗会。

看电影是最高兴的,早早地就有人把电影幕布拉好,小孩子们为了占座把板凳放在场地里,回家早早的吃完饭,就到场地离去“等”电影,盼着天快点黑。当让孩子们是不会闲着的,打打闹闹好开心,有的时候正面的位置人太多,我们就到幕后面去看反面电影,电影里的人都是“左撇子”,但是场地可是很宽敞的。因为放映设备有限,只有一台机子,换电影胶片的时候,就要打开灯等一会,孩子们又是一番游戏。想来那时候的电影能看得也不多,无外乎《地道战》《地雷战》和样板戏,偶尔会看到外国片《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等,电影中的台词在就被孩子们背下来了,还是百看不厌吧。以后回到城里,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中间不会断片,不必占座,能够很好的欣赏,但是还是少了一些那种自由的乐趣。有一年我带学生去军训,给我们放数字电影,我还特地到幕后反面去感受一下,忽然又像回到了小时候。只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们真的没有机会享受到那种乐趣了。

扎台子唱戏是过节的时候,还是收获之后我不确定,反正我在讲鲁迅的《社戏》的时候,总会想到联盟的场景,演员都是平时的农民。刘华的二姐刘金香就是我们的明星。记得有一次,在后台看她化妆,她说唱铁梅“痛说革命家史”的时候,唱到“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想哭却哭不出来。但是那一年她唱的时候,眼泪流了下来,虽然努力忍住了,但是大家还是看到了,台下的很多人都哭了,因为我们想到了刘会计。

大队的台子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开批斗会,这是给我留下的文革的印象。在下方前,我家在天津大学里住,已经多次看到过挂牌子游街,喷气式飞机般的批斗,造反派抄家,贴大字报,武斗等,只是那时候我更小,不知道为什么乱,而相比之下,联盟的事情安静得多。我都不记得谁家是地主,那个下放户有什么错误,就记得有一个人爱偷队里的东西,让他养牲口,他就偷辔头,偷鞭子偷铃铛。到今天看来,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真假。只记得当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主席语) 不抓出个阶级敌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个人爱贪小便宜该是真的,有多严重我还是不懂。批斗他的大会只这样布置的:台子的两侧挑着明晃晃的灯泡,两杆之间挂着长长的绳子,绳子上,挂着马鞭,辔头,铃铛,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东西,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被批斗的人站在东西下面,让他坦白交待的时候,他就一样样的介绍如何偷的,做什么用了。其中一句话,第二天变成了同学口里的名言了。“这个铃铛啊,就算是偷的吧!”我们的不解就是,偷的就是偷的,不是偷的就不是偷的,干嘛“算是”?

2016.1.2

9 我们这些下放户

毛主席的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让很多今天的年轻人知道“知青”这个词,但未必知道“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造就了一批“下放户”,那是因以各种理由让一家老小从城里搬迁到农村的运动。在这里我不想说那些带有太多政治色彩的事情,只想说说我们这些城里的人在乡下是怎样生活的,当然我只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一切。

我记得我们全家从天津大学六村,上了大卡车,卡车上有我们的全部家当。经过好长时间的颠簸,来到联盟大队,我们没有房子,四位女知青临时给我们腾出一间,不知道大人们在说什么,我只是感到一切都是陌生的,让我茫然。我看到妈妈哭了,我忽然意识到这事有些大,但是很快也就糊里糊涂的过去了。因为后来就发现有比我们早来的,我们之后还有来的。慢慢大家就都熟悉了。也就不再那么纠结了。我印象中,我们家的孩子最少。

我们和高家住的最近,他家老少三代,八口人,每天都热热闹闹。唐家和周家做邻居,他们家的孩子都大我们很多。唐家大姐叫唐慧林,哥哥叫唐五(或是唐武),应该大我们十多岁。周家的丁华哥、丁妹姐比我大六到八岁吧。这是我们一二小队的人,所以接触多一些。三、四队的人还有很多。记得有邰家,邰仕强、邰玉伟兄妹,邰玉伟和我是同学。还有一家父亲是画家,画小人书。还有郑家......

爸爸在下乡户中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最高级别”了吧,当时是天津大学的八级讲师,而到了联盟大队是一个挣工分的“农民”,妈妈则是作为“干部”下放劳动的。说实在的,爸爸妈妈一直都没有搞清,为什么会“被下放”,而且是当时的“远郊”。也是因为实在吧,爸妈在劳动中得到了农民们的照顾,记得妈妈第一次下地,是被大婶们搀回来的。因为妈妈是扁平足,走不了远道,干农活又不在行,累得不行,跨沟又跨不过去,最后大婶们就把她架过来了。最后大家也不让她下地了。爸爸被分配为放羊,我也不知道放羊要去哪,只记得爸爸每天回来挺晚,有一次可能是迷路了,一晚未归,我和妈妈一夜没睡。还好,第二天爸爸回来了,什么事都没有。其实想想有些事也真的可笑啊!

爸爸放羊不成,白大队长就安排爸爸去马棚口看闸。那里是子牙河的入海口,海水涨潮的时候,海水会倒流,平时河水还要浇地。看闸也是很重要的,爸爸去看闸的时候要住在那里,平时就我和妈妈在家。在我放假的时候,我和妈妈也到马棚口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妈妈倒是挺开心的。因为在那里吃海鱼海虾很方便,而且环境也不错。我和小伙伴也常到入海口的闸门那里去玩,看人们游泳,看船打渔。而且,有时候还可以去人家打上来的鱼虾堆上挑对虾。 有一年,哥哥已经到北郊舅舅家了,妈妈要去上海,爸爸在马棚口,就剩我自己在家,唐慧林大姐到我家陪我睡觉,白天我到她家吃饭。爸爸回家的时候,带回来好多大螃蟹,最大的螃蟹有一斤多重。爸爸也不会做菜,我俩上顿

10 吃下顿吃,可是真的吃腻了。村里人不吃螃蟹,嫌麻烦,但他们喜欢吃虾酱,又便宜,爸爸就给他们带整桶的虾酱。等妈妈回家的时候,螃蟹都快过季节了,但是妈妈爱吃。而我则想吃妈妈炒的菜,我妈让爸爸买了一旅行包的螃蟹,直接送到市里给外婆和亲戚们吃。

我长大以后读过很多文革时期人们各种经历的文章,我才知道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残酷的事发生。也许我们的家庭问题的“级别”还不够吧,我只是庆幸我们那段时间是在联盟度过的,我们接触的淳朴的人们。虽然,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是真空的,都会有很多不良的传闻,但我更看重的是那些善良,那些快乐,也总是会把它传承下来。虽然我不会干农活,但是我是个努力做好自己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永远都不会有娇气跟随,肯干让我坚强有力气,让我不服输。当然我也看不上娇气的人。联盟的生活让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今天坐在电脑前回忆那个年代,只想写一写美好的记忆,但不知不觉总会陷入到一种思索中。只是想给曾经在一起生活过三年的朋友们一些回忆吧。

20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