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 我的梦
六年级 散文 3615字 1372人浏览 xueting652143

1959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毕业,分配到二机部北京九所,它是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的名称,位于北京市郊区北太平庄花园路旁,周围是一片农田。我们进研究所的第一堂课是保密教育,众人在国旗下进行保密宣誓。九局副局长郭英会亲自参加保密宣誓仪式,他说:“你们将从事一项光荣艰巨的尖端事业,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大家要忠于职守,既要奋发努力,勇攀高峰,又要严守国家机密。”最后他严肃地告诫我们:“你们取得的成绩不能在社会上宣扬,你们写的论文和科研结果不能公开发表,你们要隐姓埋名,甘当无名英雄。”

1959年6月20日,苏联背信弃义,毁约停援,撤走在华全部专家,我们无不义愤填膺。为了牢记苏联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将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码定为“596”。尽快把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成为中国人共同的梦,也是我的梦!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破除迷信,自力更生,攻克技术难关,尽快造出原子弹,为中国人挣气!

共同的强国愿望,使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不辞辛苦,共铸一个强国的梦,并且齐心协力去实现它。

筹建实验室 自力更生攻难关

通往梦想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是充满艰辛的。我亲身经历了实现梦想极其艰辛的过程。所以,进入九所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试验大楼的基建劳动。当时,九所里只有两栋普普通通的红砖小楼,供行政办公用。我们进入九所不久,实验大楼开始建设。为了加快建设进度,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要全部参加大楼基建劳动。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干得很起劲,挖地基、筛沙子、运水泥、搬砖,工地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有一天,我们挖地基时,突然挖不动了,仔细查看,原来是坚硬的石板围着一座墓棺,从墓葬的规模看,绝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墓地,由此可见,当时研究所的选址是在非常偏僻荒凉的地方。那时,基建工地上不但有我们年轻的大学生在参加劳动,令我们惊讶和钦佩的是像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和众多技术骨干也加入到劳动大军的行列里。所长李觉将军也经常甩开膀子和我们一起大干。在施工紧张的时候,几乎每个傍晚,都有几辆小轿车驶入工地,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张爱萍将军、宋任穷上将等开国元帅、将军,在下班之后,都驱车到工地参加劳动。搬砖、和泥、推车„„直干到大汗淋漓,夜幕降临他们方才离去。试验大楼竣工后,我们又参加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可谓困难重重。但我们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庆精神,不等、不靠、不伸手向上要,自己动手攻难关。没有专用设备就自己动手绘图设计,找协作单位加工,然后组装调试。专用试验台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绘图,然后送到木材厂加工制作的。制图对工科学生不是难事,对理科生来讲难度很大。责任感驱使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边学边干,在干中学,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许多设备、器材不能及时到位,我们就亲自外出采购。化学实验室需要的大量容器、试管、烧杯都是我们外出购置的。为了清洗这些玻璃制品,我们推着架子车到8公里外的新街口浴室购买蒸馏水。一切自己动手,精心筹建实验室。

当时我们的宗旨是:“一切为了596,一切服从596”。实验室初具规模后,我们立即投入课题研究。没有星期天,没有休息日。试验室大楼晚上灯火通明。我们在这里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拟定试验方案,在反复探索中把研究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我们用“蒸发法”完成金属铀中的铍、铁、锰、硼四元素测定之后,又接受新的研究课题――金属铀中超微量钙杂质的光谱测定。制备标准样品要从制备高纯度水入手,难度很大。另外,金属铀放射性强,当时防护条件也差,分析时都是用镊子直接取样,放射性对身体的危害全然不顾,经过一年多艰苦探索,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完成攻关课题。我们研制的《金属铀中超微量杂钙的化学――光谱法测定》在二机部第一次分析会议上宣读,经过论文答辩、审核获得通过,确定为核试验制定的分析方法。

难忘的押运之旅

在北京经过四年的艰苦探索和日夜奋战,于1963年底全面突破技术难关。遵照二机部党组的指示,要不失时机地转移,前往青海草原核武器基地参加“草原大会战”。

1964年春节前后,我们全室同志投入紧张装箱搬迁工作,整装待发。3月5日上午,室主任陈宏毅把我叫到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佘萍见我进门便微笑着示意让我坐下。陈主任开门见山地说:“搬迁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重要部件、仪器设备和专用车床、器材已经装上军列。经研究,由你负责押运,配备一个警卫班护车,具体事宜你和保卫部联系。”佘书记非常严肃地说:“押运是转移工作的重要环节,保密性强,责任重大,要确保军列安全运行,万无一失。”我此次负责押运的军列共有七节车皮,其中五节是闷罐子车。没有卧铺,没有水,没有暖气,没有食品供应。为了保密,军列沿途需要不停地进行编组。出发前我和唐良宝到市里采购了许多面包、卤菜等,提了四暖瓶热水,供途中食用,于3月8日中午在永定门上了军列。一路上,军列都是在货站停靠,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五六个小时。每到大站,战士们荷枪实弹跳下车警戒,驻站的军代表亲临现场查问安全运行情况。军列进行重新编组后,挂靠到新的西去列车继续前行。

军列运行到第六天我们携带的食物全部吃光,水也喝光了。最难熬的是缺水,列车停靠在货站是买不到水和食品的。肩负重要使命,牢记临行前党组织的叮咛和嘱咐,我们没有叫苦,忍受饥渴和列车颠簸引起的呕吐和疼痛。军列进入青海高原,一路看不到树,四周的山峦上终年积雪,军列在山峦起伏的山区穿行。

南方的三月已是春意昂然,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山头依然积雪覆盖,寒风凛凛,车箱内的温度下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尽管每个人都穿着军大衣,寒气仍然从军大衣的领口和袖口不断入侵。还伴有高寒缺氧,喘气、呼吸都感到困难。军列运行到第八天凌晨3点,终于到达令人神往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二二一厂。

走下车,月光下广袤的大草原上驻扎着许多帐篷,空旷静寂。我和小唐前往四室副主任何文钊住处报到。我们的到来,把他从梦中惊醒,他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说:“同志们辛苦了,经过了八天八夜的艰苦行程,你们胜利地完成组织交给的押运任务,为‘草原会战’提供了物质基础,出了力,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书写“596”工程代码

1964年3月,我负责押运的专用设备、仪器、车床和材料安全运抵基地后,四室的其它科研人员和职工于3月下旬抵达基地。“草原会战”的号角激励着广大职工投入紧张的搬运、拆箱、安装、调试的热潮中。102车间工号和实验室灯火通明,日夜奋战。一切就绪后,立即投入“铀心”精加工的实战状态。

我们分析组对原子弹核心部件浓缩铀材料进行化学、光谱法测定。当时没有防护工作服,大家全然不顾放射性对身体的危害,直接取样进行分析。我们全神贯注,精心做好每一次样品分析,确保分析数据稳妥可靠。

1963年8月,二机部部长刘杰赴基地检查工作,决定把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码,即“596”工程,籍以激励全体职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早日研制成功中国的原子弹,也叫“争气弹”。

一天,车间涂层组郝树森找到我,让我写“596”三个美术字。我问有何用途?他说:“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是‘596’,要把它喷到原子弹核心部件上。”我听了非常激动,便精心写好交给他。经过加工后,郝树森把“596”喷到核装置的部件上。

当1964年10月16日15时,由中国人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那红色的蘑菇烟云早已散去,我在第一颗原子弹上面书写的“596”代码给我留下美好回忆,每当想起,总让我心情激动,难以忘怀!

老骥伏枥志千里

从1959年至1993年,在35年人生历程中,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在高寒缺氧海拔3200米的青藏高原上拼搏奋斗过整整30年。令我欣慰的是,我研究的核材

料分析方法在16次核试验中被应用;撰写的20多篇科研论文尘封在国家档案馆,那是我在实现中国强国梦的过程中,顽强拼搏留下的科研成果;因长期从事放射性工作,身体受到一定辐射,脊背上至今仍留有许多红色斑点,这是我为核事业拼搏奋斗留下的印记。在此工作期间我获得了原子弹爆炸金质荣誉勋章和证书,获得一项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在1991年全国科协大会上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干部”光荣称号和证书,还多次获得省、市级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称号。我把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融入到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光荣事业中,经历了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是中国梦点燃了我的奋斗激情,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添砖加瓦。在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有我35年艰苦奋斗的足迹,我无怨无悔,感到无限光荣。 离开核基地多年了,但是,对金银滩草原的眷恋却深深地埋藏在我们每一个草原人的心坎上。那一片热土留下了我们拼搏奋斗的足迹,也留下了我们艰苦创业的青春记忆。难以忘怀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难以忘怀同甘共苦、情同手足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