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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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论文写作

论文题目 我的自由观

论文译者 王永凯 学科专业 计算数学 学生学号 S14070102003

2015年6月

我的自由观

直到现在,我眼见到的自由都是相对的,就像自在飞翔的风筝需要线的牵引。线是它不自由的根源,也是它实现相对自由的保障。可见,相对的自由需要限制作为保障。西方人对这一概念有着生动的描述,如米兰·昆德拉,生命唯有承担一些重量,才不至于脱离大地而漂浮;亚瑟·叔本华,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让-保罗·萨特,存在先于 本质,我们是痛苦的, 因为我们自由。

假如世上没有一种绝对的事物,这样的思考大概是正确的,它描述了一种不知该往何处扩张的自由。如癌细胞,活跃、富有生命力,它们在人体疯狂增殖,自由、无所限制,这就产生了对自身数量限制的“轻”,即使满足了扩张的欲望,还是要随着人体的死亡而湮没。 它们痛苦,因为它们在追求自由时轻了限制。

叔本华的思考更是把这个道理扩展到了日常生活,我们的鸵鸟心态也无法保持了。人生之苦,其一是求不得,欲望得不到满足感到苦,更无奈的是欲望得到了满足,人会因为无聊而苦,这种的无聊即是生命意义的空缺。我们追求观念中的好东西,好工作,好生活,无论如何励志,都不可否认它作为欲望的本质。且不论高低贵贱,欲望就是欲望,得到的同时也是失去,这导致我们始终在渴望下一次追逐。我看到有人将猎奇当作旅行,享受“一直在路上”的感觉,看完一处继续看下一处,使好奇的欲望周而复始地满足,湮灭,再满足,再湮没, 如果旅行成为这种模式,严重来说与吸毒无异。

我儿时曾在河边追逐点水的蜻蜓,它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在我哪边飞,都是不可知的,我为此气得大哭,事后想来,那是一种求不得的无力感。纷飞的世事正是我们追求的蜻蜓,也许我们能把握其中的一两件,自以为掌握了自己的生命。但之后的无聊感会如溃堤的蚁穴不断涌现,剥夺你引以为豪的自由感。也许你会不间断地追逐,这是人的下意识企图将意义的空缺扼杀在摇篮,也许人可以以此麻痹自己数十年乃至一生,但在生命将尽的时候,还是会感到生命意义的缺失带来的巨大痛苦。现在我们的教育不再强制信仰和畏惧,也彻底击碎了封建主义,可以说让我们重新自由地选择生命的意义。旧的一套教程虽然被摒弃,但新的还未建成,于是产生了信仰青黄不接的时期。这时欲望再一次钻空子,看看近30年来出现的社会的和个人的问题吧,自由地追求金钱,自由地开发自然,自由地使用生命„„产生的恶果随处可见。缺少了限制,社会和个人都承受不了这种轻浮。

然而西方文化的自由,以权利为出发点。

因为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要限制一切可能侵犯个人权利的因素。于是全社会共同制定游戏规则——法律,并采取种种手段保障其有效执行。

这种自由观曾经给西方社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成就空前;但从长远来看,它注定是要失败的。

由于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西方社会眼下已经百弊丛生。比如心理疾病越来越普遍;比如青少年犯罪日趋恶化等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欧洲的骚乱,如果放在古代,早就闹得不可收拾了。

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律自身的有效性很难保障,这是古今中外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

有三种因素将导致法律失效:

第一,犯罪分子的创造力丝毫不亚于科学家。由于法律几乎是西方社会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法律条文必定会越来越多,多得成了负担而非工具。因此其自身特性就决定了它不会永远有效。

第二,宗教观念的淡化,与法律观念的强化,致使道德基础日益薄弱,人们连法律也不再主动遵守——就像足球比赛中球员们对规则的恶意利用和公然挑战一样。假如有一天,多数人都将法律视为一纸空文,那它就是一纸空文。

第三,我们还应当考虑到,未来的世界格局,必然以地方自治为主流(所有的大国一定会实行联邦制,小国也会因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语言问题进一步分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既容易遭到破坏(比如香港警界的集体腐败),也容易变得多余(我们发现,再大的公司,在管理上也是“人治”多于“法治”)。

而中国文化的自由,以义务为出发点。

孟子说,仁者如射,反求诸己而已矣。儒家文化的精华就在于这个“反求诸己”。

凡事先讲义务,这义务就是修身:提高个人修养,不主动做明知对人有害的事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人。简简单单三件事,仁义礼智信尽在其中矣。

一方面,只要自己尽到“修身”义务,自己的良心就不再受任何

束缚,通俗来讲就是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就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

另一方面,只要多数人尽到“修身”义务,就能造成真正的升平世界,人人互相敬重、爱护,从而实现身体的自由。

【还有个前提是物质不缺乏,一般只要没有天灾和战乱就可以满足。但是承平时间到了两百年以上,人口压力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最终通过战乱使人口重新降下来,新的朝代由此登场。至少两汉、明、清的终结符合这个规律。这在古代中国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这就是我的自由观。

要得到这样的自由,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

自己做起来简单,简单得就像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样,根本不费什么力气,只要你愿意,就能做到——就连在天朝也是如此。

难就难在要多数人一起做。本来,合作一定优于竞争,集体一定优于分散的个体,但历史上真正搞集体化的无一不失败,何以如此?因为客观现实是:依靠本能的人太多,依靠理性的人太少。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却未必如此。

西方的自由观正是基于人的本能,本质上是一种在同一游戏规则下的竞争;而中国的自由观则是基于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合作。

前面已经说过,西方的自由观必然不能长久。而中国的自由观,随着教育的普及,理性的人会越来越多,选择“合作”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就有望由量变而质变,得到实现的机会。

不但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目前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竞争关系——西方拼命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其目标依旧是开拓市场,跟以前殖民时代并无不同——却又不具备有强制力的《国际法》,一遇冲突只能临时约法,所以提什么和平共处根本就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