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中与阅读、写作结缘
初三 说明文 3863字 359人浏览 ★啸天★

潘新和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不寻常,在我们的童年、少年时代,好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像一只小老鼠,还没反应过来,就从眼角一掠而过,消逝得无影无踪。然而,晦暗的时光,却得一页一页慢慢地翻阅,像疲惫的老水牛蹒跚的脚步,让我们度日如年而刻骨铭心。其中每一个瞬间,都将凝固成永远的记忆。

打开一个页面,我曾记录如下:

书魂

书是有灵魂的,你信不?

我过去也不信,直到不久前的一天清晨„„

那天,我照例到操场散步,在宿舍区碰到了系里的林海权教授,他向我招手,很喜悦地告诉我,他刚买了一本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书中对先父著的《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评价甚高,称它是中国“五四”以后文化语言学方面承前启后的第一部著作,问我想不想看。我略一沉吟,回了一句“算了吧”!便走了。

我不知道林教授是否对我的失礼感到不快,倒是我自己那份淡漠渐次变得沉重起来,心里老是搁着这件事,眼前老是浮现一脉发黄的书脊。

我也算是出生“书香门第”,家中别的没有,唯有书多。从小我与父母同居一室.当中隔开的便是一排大书橱。我是在这堵“书墙”下长大的。

跟所有好奇的小孩一样,小时候我也绝不会放弃在家里“寻宝”的乐趣。那排大书橱自然是我搜寻的重点目标。我曾将书橱里的《史记》《汉书》《艺文类聚》《康熙字典》《辞海》什么的,一本本搬下来,翻个遍,再不露痕迹地上架复原。至今我还记得它们是摆在书橱的第几层,靠左还是靠右。

一天,在书橱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在一脉发黄的书脊上印着一个熟悉的名字——潘懋鼎,我无法形容那时的惊喜——是父亲写的书!翻开来,却读不下去,勉强溜了几页,感到十分无味,于是插回去,让它继续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呆着。

后来是文化大革命,是我和哥哥“上山下乡”,是父亲蒙冤自尽„„当我们一家不得不从大学宿舍里搬出去时,悲愤中的母亲以少有的决然,把书橱里的书全部卖掉.包括父亲写的那本令我惊喜又令我失望的《中国语源及其文化》。

我永远记得那天。废品站的板车来了,一瞬间便拆除了那堵温暖的“书墙”。我含着泪,看着伴我长大、我无比熟悉的“书们”,被硬塞进麻袋,摔到板车上,一车一车地拉走。我那少年的心陡然间升起了“永失我爱”的悲凉,仿佛一下子苍老了一百岁。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有一天在学校图书馆找书,不经意间,我看到了曾“梦里寻它千百度”的那一脉发黄的书脊,心跳得厉害!我曾无数次地自责,骂自己为什么那么傻,不留下父亲的那本书。这时,它就在我眼前举手可及.且我确信已能够读懂它。可我终于没有伸手。是不想看.抑或不忍看?我说不清楚。

但此后那一脉发黄的书脊时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常常自我排遣:父亲不在了,那书在不在,那书写得怎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忘了它吧!我故意显出超脱的宁静。每每有人告诉我,在某本语言学家词典里看到了关于先父的词条,我一句也不多问.顶多说一声“谢谢”。那天我漠然地回应林教授的关切.也正是这种心态在作祟吧!

没想到这种漠然转眼间荡然无存,想看一看《文化语言学》的愿望让我心绪不宁。 在愈来愈强烈的愿望的催逼下,我匆匆地从林教授那里借来书,匆匆翻开他早就为我夹好的那一页,匆匆地读:

“„„如果就专著而言,潘懋鼎《中国语源及其文化》是上承梁启超语源之学,下启文化语言学的第一部论文集„„”

我忽然彻悟:父亲从未离去,父亲因他的书而活着;那书不死,父亲也就不死,那书里

有父亲的灵魂!每一部不朽的书里,都有一个不死的灵魂。

从此,我对书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我走进图书馆书库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周围簇拥着无数睿智的灵魂,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他们是不死的!

因为要写书的缘故,我从图书馆借了一大堆书,从抽出的借书卡里,我发现其中一张有父亲的签名,我怔住了:30年或40年前,我的父亲借过这本书,他曾经翻过的每一页,读过的每一字,我也将重新翻过、读过!当我也在借书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的心里闪过这样的念头:若干年后,当我也已作古,我的女儿是否也会在借书时看到她祖父、父亲的签名呢?一定会的!

读书的人也是不死的。

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留存下来、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记忆,它注定了我与书的结缘,诠释了我日后艰辛而义无反顾的言语人生。也许就是那次偶然的发现,悄无声息地激活了我酣睡着的言语基因,唤起了言说的冲动与梦想。现在回想起来,兴许从那时起,我对“书”有了最初的颖悟:从“书”的不死,悟到了“人”的不朽,“人”亡“书”在,“书”在“人”存。“书”,象征着“人”的生命与精神的存在。这为我后来的“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学”教育思想埋下了一颗种子。在随后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这颗种子慢慢地长叶、开花、结果:人的肉体生命是短暂、渺小的,但是人的言语生命、精神生命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它坚韧、浩瀚、伟大,世间再强大的力量也摧毁不了。唯有“书”,可以使人生永恒、精神不灭、继往开来。这一认知照亮了我的人生之旅,成为引领我走向彼岸世界的航标。

在这个求索的过程中,苦难如影随形。尽管我不愿意打开我的精神发育史上最黑暗的那一页,可偏偏就是那一页我不得不时常翻阅。在不经意之中给我打下最初的言语、精神基础的,居然也是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记得“文革”开始那年,我13岁,学校停课闹”革命”。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有一天,我在粮站排队买米,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高音喇叭声和口号声,买米的人都拥出去围观,只剩下我。有人看了回来,说是师大批斗“牛鬼蛇神”的车队,我想起了被关在师大的父亲,心想:被游街批斗的一定有父亲!屈辱感顿时吞噬了我稚嫩的心灵。那一刻,我才真正懂了什么叫撕心裂肺,什么叫精神杀戮。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和“革命同学”之间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此,我不再刷标语、发传单。游泳、打球,成了我每天的“功课”,可这并不能舒缓心中的郁闷。何以解忧?唯有读书。感谢书籍给我打开了一扇敞亮的窗子,在苦闷的日子里让我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我至今还弄不明白在大“革”文化的“命”的时候,为什么师大图书馆居然还正常开放,我仍可以用被打倒的父亲的借书证借那些“封资修”的“毒草”。 我的读书生涯是从1967年开始的。我开始不断地借书、还书,如饥似渴地以一天一本的速度狂读。读鲁迅、茅盾、赵树理、老舍、巴金、郭沫若„„读《红岩》《红日》《苦菜花》《迎春花》《铁道游击队》„„中国小说读完之后,我开始读翻译小说,读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福楼拜、塞万提斯、狄更斯„„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文本细读”“多元解读”“语感中心”„„就是读故事、读人物,不求甚解、囫囵吞枣,这大约就是鲁迅说的嗜好的读书吧。不带任何功利之心,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排遣内心的苦闷。后来回想起来,我的文字敏感力和言语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候不知不觉地形成的。读书培养了我对阅读与写作的热爱。在我能写点东西之后,我偶尔会思考自己何以能写而别人不能。比起同龄人,我无非就是比他们多读了几百本自己喜欢的书而已。然而我的掠夺式、随意性的言语、精神世界的原始积累方式,使我坚信,没有什么比快速浏览、狼吞虎咽更能使你获益。我以为人的大脑是有“反刍”机能的,是有着十分旺盛的消化力的.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无意识”毫不费劲地完成。只要喜欢,读多了,语感、文体思维、文化修养、言语信念、精神能动性„„自然就都有了。我在《牧养言语生命的“野性”》中说:“„„

把学生牧养在言语的沃野上,文学、文化的大自然中,让他们纵情地奔跑、觅食、嬉戏——流连于绿荫河川,小憩于草尖花丛:风餐露宿,栉风沐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或早或迟,终会看到壮硕野性的言语生命崭露头角的。”这说的就是当时切身的感悟。

在我的记忆中,短暂的上学时光里没有太多写作文的经历,也没有咬着笔杆发愣的痛苦,好像学会写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发现我比别人能写是在插队的时候。有一年冬天,公社组织各大队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队叫我随队搞宣传。每天一早,我将高音喇叭架设在田间地头,然后下工地采写新闻,写好立刻就播出。有一天,兴之所至居然写了一首“诗”,播出后被公社广播站知道了,要了去重播,后来竞登载在县文化馆的刊物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

第二年,公社召开知青代表大会,我被找去搞材料。我住在公社的招待所,花了几天时间,写全公社的知青工作总结。一稿就顺利通过审查。我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好,满满当当地贴在公社大门对面的墙上,看上去颇为壮观。见到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我很有几分悠悠然。我还修改了所有与会代表的发言稿,有不少等于是替他们重写。在开会时,他们一字不漏地认真读着我修改过的稿子,我清楚地知道其中哪些是我写的,哪一个词是我改过的。虽然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资格作为知青代表出席会议,但当听到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时,心里还是油然而生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受到了语言的神奇力量。

我常常自问,在我的生命中要是没有经历“文革”,没有“插队”会怎样?要是我这一辈子没有与读书、写作结缘会怎样?我想大约我也会顺利地成为一个教师或者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所有人一样娶妻生子,勤恳工作,业余时间养养花、遛遛鸟,很满足地过好小日子。但我一定活得平庸、无聊、惶惑,不会有执著的追求,不会有言说的信念,更不会有高远的情怀。这样,反顾人生,我虽知足,却定然心有不甘。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的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苦难会成为催人奋进的动力,而读、写,将使你的精神生命振翮高翔。

(本文转载自《福建教育》2010年第11期,本刊有删节。